考上證照，拿到聘書，將要走進教室，擔任歷史教師，面對的第一個「選擇」，就是要做怎樣的教師。把教好這門課程作為自己的志業，是一種；把學校交待的工作儘量做好，是另一種；把工作當成賺取薪資的職業，也是一種。其實，這三種選項有其重複一致之處，也有各自歧異之點。如果，學校交待的工作是把這門課程教好，而教師自己也把教好這門課，當作領取薪資的依據，那麼，三個選項內涵相同，都是把「教好這門課」，當作教師的職責，也是作為一位教師自我期許的志業。
教好一門課程，當一個好老師，並非易事，卻關係重大。如果教師素質良好，教育的成果就好，反之則否，這是十分淺近的道理。然而，什麼是教師的「素質」呢？把教室秩序管理得很好，對學生很有愛心，學生在重要考試表現優異，都是重要的事，但與教師的「素質」似乎欠缺最直接的關係。淺見以為教師素質的第一要件，仍是對於課程知識的深刻理解與切實掌握，這是教師的「核心能力」，這項能力不是大學專業課程，甚至研究所課程所能訓練出來的，而是長期的充實，不斷的精進，以及與同道之間相互切磋，時時砥礪，方能逐漸具備。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教師素質普遍優秀，這個國家的教育必然成功，芬蘭就是一個例子。[1]大家都知道芬蘭的教育很好，許多國家不遠萬里，派出一批又一批的教育專家、從業人士前往取經，但成效以乎有限，看來「芬蘭經驗」移植不易。何以如此？主要的原因無他，大家都做不到芬蘭教育最為亮眼的一點：師資優勢。各國的國情不同，移植他人經驗，往往逾淮為枳，徒貽笑柄，但像「師資優勢」這樣的概念，不過是十分明顯的道理，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歷史教師如何增強實力，把課程教好，這是一個實際的問題。就中國古代史的範圍來說，我有一點想法，請任課的老師參考，那就是：花一點時間，用一點精力，好好地、仔仔細細地閱讀范文瀾先生著《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我相信這部書的許多內容，將會增強我們的核心能力，大有益於教學工作，把教學當成自己志業的老師，尤其不妨一試。
一、 唯物史觀在《簡編》中的作用
為什麼最好讀讀范著《中國通史簡編》？似乎應先交待一下，范著《簡編》是怎樣的一本書。我聽說，此書印量曾經很大，讀者似乎很多；然而今天基本上已束之高閣，無人問津了。至於原因何在，則屬於現代史學史的問題，不是這裡可以探究的，只能約略談談。首先，范文瀾是著名的「唯物史觀史家」，名列唯物史家四老之一，今天「唯物史觀」可說已掃進了史學思想的垃圾桶，這本掛著唯物旗幟的史書，當然如同敝屣一樣為人們所丟棄了。再說，范文瀾撰寫此書，感情十分濃烈，主觀意見盡情陳述，毫不保留，有違冷靜理智，崇尚客觀的主流書寫方式，多少讓人既驚訝又反感，只有避之唯恐不及了。至於全書大量採用傳統典籍的資料，高度讚賞昔日學者的成就，頗有違西方史家論述中國歷史的取徑，只能說是遠離當今學術潮流，不為學界所容了。當然這都是揣測之言，只是每問及大陸的朋友，不論是大學教授、中學教師，你們知道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嗎？當然知道，我書架上還有呢。你現在還讀它麼？不讀了，這本書已經沒什麼人讀了。我聽了不無感觸，也只能「揣測」一番原因何在了。
打開此書，有一篇長達七十多頁的「緒言」，初讀之下，真是令人不耐。引用了那麼多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毛澤東的話，加上奉為聖旨般的解讀，似乎盡是奉承阿諛的話語，怎能讓人不感到噁心呢。但是，請您靜下心來，用朱子所說「虛心涵泳」的方法，一無成見，細讀范文瀾到底寫了什麼，可能給你不同的感受。諸如下列的文字：
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2]
科學的發生和發展從開始起便由生產所決定。[3]
一般地說，戰爭對於經濟的發展是很重要的。[4]
隨著社會生產力在歷史上變更和發展，於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與此適應而變更和發展。[5]
發展似乎是重複以前的階段，但那是另一種重複，是在更高基礎上的重複，發展不是按直線式而是按所謂螺旋式進行的。[6]
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7]
如果我們不說何人所說，您同意這些意見嗎？似乎不大找得到不同意的理由。當然，這只是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的引文，無疑帶有明顯的唯物史觀色彩，而且像階級鬥爭、農民起義、封建領主、資產階級、奴隸、剝削等詞彙，幾乎充篇皆有，勿須否認。但是，這些唯物史觀的概念名詞，扮演怎樣的角色，仍可一探。我的意思是，「緒言」中關於唯物史觀的用語，是必須遵奉的指導原則，還是一個可以供人思考的框架？淺見以為應是後者而非前者。請讀他的話：
如果只是記住了階級鬥爭而沒有具體分析，那就會把最生動的事實變成死板的公式。[8]
如果不適當地過度強調生產工具，這就難免把歷史描繪成沒有人參加的（或者說沒有人的能動性的）各種經濟過程的平穩的自行發展，把歷史唯物主義改變成為經濟唯物主義，而生動活潑的人類歷史可以用幾個公式造成了。[9]
在中國近代史上資產階級並不是民族的紐帶，也就是說漢民族有它自己的發展過程，並不因為有了資本主義才開始成為民族。[10]
中國近代史證明不曾形成過資產階級民族，似不應以無為有，中國古代史證明漢族在獨特的條件下早就形成為民族，似不應以有為無。歷史的具體事實正是有和無的根據。[11]
范文瀾利用唯物史觀搭起描繪中國歷史的框架，是不可避免的事，他去了延安，編寫一部中國史，是組織安排的任務，在馬列學院著手進行，必須以馬列思想的唯物史觀作指導原則。一九四九之後，陳寅恪秉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拒絕北京的徵召，讓人十分敬佩，但范文瀾的情況不同，是無法不高舉馬列唯物大旗的。不過我們仍可以看看范氏在這面大旗的掩蔽下，作出了怎樣的成果。如果說，范氏以唯物為框架，那麼他填入了哪些內容，作出了怎樣的論述，就是重點所在，只是這裡不宜詳述，只能簡單地說，范氏以傳統典籍的資料為主，依據資料的解讀，勾勒出了古代中國的主要圖像。就像他在討論初期封建社會時說：「下面所述，主要是依據西周詩篇和《尚書》中周初文誥說明西周時期基本的生產關係。」[12]西周如此，此後的中國歷史亦莫不如此。我們可以說，唯物史觀只是提供了范文瀾建構中國歷史的一個助力，在這個框架下，他提出了自己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解釋，此書的「緒言」，作了簡要的陳述，我們只要細讀，即可體會。再請您讀一下全篇的結尾文字：
中國史學工作者有責任介紹中國史給全世界人民，同時也有責任介紹世界史給中國人民。只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廣泛佔有確實可信的資料，堅守晉董狐、齊太史直筆而書的傳統史德，可以肯定，中國史學工作者能夠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13]
在我讀來，這句話的要點有二，一虛一實，虛的是非說不可的，實的則是心中的信念，我想您也可以讀出來吧。
二、 歷史知識的性質是「建構」，不是「事實」
讀了范著《簡編》的「緒言」，就要讀第一冊了。請您仔細地讀這一冊，讀出他的歷史叙事是怎樣建構出來的。他儘管用了不少唯物史觀中的詞彙與概念，配以傳統典籍中的記載，有些難免牽強，有些又頗為有趣，[15]但都不是建構全書叙事的基石。它的基石在於傳統的典籍，對它的引用與解讀則搭建起了叙事的結構，描繪出整體的圖像。
范文瀾相信堯舜禪讓的故事，說：「在傳子制度實行已久的周朝，不容有人無端發此奇想，其為遠古遺留下來的史實，大致可信。」[16]他當然只能說「大致可信」，但語氣是十分肯定，不僅是猜測而已。相對來說，錢穆就沒像他那麼「尊信」傳統了。錢穆說：「大抵堯、舜、禹之禪讓，只是古代一種君位推選制，經過後人之傳述而理想化。」又說：「此如烏桓、鮮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選漸變而為世襲，唐、虞時代之禪讓，正可用此看法。」[17]在我們的現代史學史知識中，錢穆是傳統史學大師，范文瀾則是唯物史觀巨擘，而左派的范氏較保守的錢氏更趨同於傳統，多少令人感到詫異，其中的意義也就更值得玩味了。
再舉一例。大禹治水是古史中的大事，范文瀾先引用《詩經．大雅》的〈文王有聲〉、〈韓奕〉，《尚書》的〈呂刑〉，《左傳》以及銅器的銘文為材料，說道：
禹治洪水是一個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話。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許多古老民族都說遠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災。獨在黃炎族神話裏說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這種克服自然、人定勝天的偉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話的真實意義。考洪水的有無或禹是否治洪水，都是不必要的。[18]
范文瀾依據古代典籍記載，只能得出「悠久普遍的神話」這樣的論述。但他的論述重點在於古代諸多洪水神話之間的比較，指出其他古代民族與中國的顯然不同，那就是承受天災與予以平治的巨大歧異，進而得出了中國歷史上一種「偉大的精神」。在他看來，後人從過去的偉大故事中理解其深義、體會其精神，進而有所效法，方是歷史意義之所在，至於是否有其「事實」，猶是餘事。此一觀點，多少有違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我想大家很難表示同意。然而，此一說法，並非范文瀾所創，而是有所繼承，他繼承的就是形塑禹成為古代帝王中最被崇拜人物的詮釋傳統。到了二十世紀，人定勝天的偉大精神，正是中國需要的詮釋，也就由范著中揭示出來，不能說不是繼承傳統的一種另類方式。
隨著時間的推移，像迷霧般的神話終告散去，描述當時情景的文字見於不同的典籍，有了這些記載，人們生活的圖像也就逐步展現於我們眼前。讓我們看看，范文瀾記述周代封建社會的發展與演變，是如何陳述的。他用的資料有：《尚書》〈洛誥篇〉中周公教成王的一段話，《詩經》〈小雅．北山〉的四句十六字，以及《左傳》孔子說周公定賦法的三原則。接著寫道：
文王以來，一向施行裕民政治，周公擴大了施行的地區。在這個廣大地區上，由於新的生產關係的建立，農業勞動者從牛馬生活的奴隸變為小私有經濟生活的農奴，生產力提高了。各級封建主從農奴那裡搾取生產品比搾取奴隸要順利些，所得的物品也要多些，這樣，剝削者的利益暫時得到滿足，把干戈弓矢收拾起來了（《周頌．時邁篇》「載戢干戈，載橐弓矢」。）農奴們願意從事生產，封建主願意暫停戰爭，因此西周初期，即所謂成康之世，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大進步，《詩經．周頌》正是叙述這個大進步的可靠詩史。[19]
這段話中，有幾個刺眼的字，有點妨礙我們的閱讀。奴隸、農奴、搾取、剝削都是我們今天不常見到的詞彙了，我們一來覺得又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陳腔濫調，惹人煩厭；二來覺得這些詞彙太偏激，價值判斷意味太濃，有欠叙述的嚴謹。這樣的批評都是事實，勿需辯駁。不過，如果我們把這些剌眼的詞彙用較為客觀的方式閱讀，如奴隸視為自身沒有生產工具，一切仰賴地主的農民；農奴則是擁有生產工具的農民，但要向地主繳納地租；搾取看作把生產物交給主人或地主，剝削則是地主向農民收租。如果這樣讀，我們會看到什麼？我們看到的是這段文字的一頭一尾，頭上說周公擴大了文王的裕民政治，尾上說到了這時期有一個大進步，而《詩經》中的有關記載則是可靠的歷史資料。
我們不妨想一下，如果這段話中也是有虛有實，那麼何者為虛，何者為實，應該不難分辨。分辨的依憑，不是個人的主觀好惡，而是根據的資料，史事的記載。這段叙事，不是藉由奴隸、農奴、搾取、剝削等概念代表的史觀所建構，而是由《尚書》、《詩經》、《左傳》等典籍提供的文字記載所建構。它構建出的圖像不是奴隸、農奴遭到搾取、剝削的悲慘畫面，而是一個政治上經濟上前所未見的大進步，是一個社會生活改善，經濟生產發展，戰爭不再，人們安居的圖像。如果這樣的解讀無誤，請問：我們應該用怎樣的方法，才讀得懂這本充滿馬列唯物史觀詞彙的歷史書呢？
史事的建構，不只是援引資料，略作說明而已。史家必須有曠觀全局的大眼光，從史料的閱讀中，對於主要的圖像，發展的趨勢成竹在胸；接著就要筆諸文字，加以表述，形成完整的叙事。對史家來說，熟讀資料，悠然有得固不可少，但仍有所不足；利用資料指出發展的方向，以及關鍵所在，勾勒描繪出一幅動態的場景，更是不可或缺的嚴格考驗。讓我們看看范氏怎樣描述東周歷史的重要一幕吧：
東周王國與宋〔商人之後〕、魯〔周公之後〕是當時三個文化中心。……前520年（魯昭公22年），周景王死，王子朝結合一批喪失職位的舊官、百工，起兵爭王位。經四年戰爭，子朝兵敗，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宮氏等舊宗族（自然也有百工），帶著王室所有典籍，逃奔到楚國。這是東周文化最大的一次遷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國，從此楚國代替東周王朝，與宋、魯同為文化中心。在這三個中心地區，魯國孔丘創儒家學派，宋國大夫墨翟創墨家學派，戰國時楚國李耳創道家學派。[20]
東周王子朝兵敗，周人與周典籍移入楚國，這是一件不大受人注意的事，在范文瀾筆下，卻成了文化中心變動的契機，也與後日影響巨大的道家學派出現有關。我沒有去查閱相關資料，判斷此說確否，我也不覺有此需要；只是閱讀范氏的這一段叙事，就覺得十分精彩，感到不是大史家的大手筆，是寫不出來的。
《簡編》第一冊止於戰國，撰者所引資料大多明白標舉，一讀便知。秦漢以後，范文瀾就不再把大家熟悉的正史、《通鑑》等標明出來，讀者只要習知他的書寫風格是言必有據，而且對資料出處要求嚴格，就知道書中的剴切陳辭、感人事蹟，都是見於可信的記載，全書史事叙述，也都是有憑有據地建構起來的。
選擇閱讀歷史叙事均由建構而成的「歷史書」，對歷史教師言，是極重要的。因為我們必須保證我們講授的是一門知識，而這門知識的基石，就是它是「建構」的，任何「史實」都是建構的結果，我們不知道建構的過程，只是講述史事的表象，就如無基之屋，無根之木，是經不起任何風雨考驗的。至少，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錢穆的《國史大綱》兩部現代通史名著，其叙事都是「建構」而成的，應該是我們備課時選擇的首要考慮。只是叙述史事，欠缺論證的建構過程，這類史書內容再豐富，也不應是我們閱讀、備課時的主要選擇對象，更不必說坊間一些所謂的「通俗歷史」書籍了。
三、 誰應負起承繼傳統優良文化的責任
中國傳統文化，優良的部分應承繼並發揚，庸劣的部分應否定並拋棄，無人不同意。問題是此一文化任務，究應何人負起？大學中文系、歷史系的教授固然責無旁貸，但區區這些人數有限的教授們，能負起這項責任嗎？相較之下，廣大的中學國文、歷史教師似乎更有負起此一重責大任的條件。不過，教師的「志業」中，把課程教好，必須做到，至於是否自覺地負起這項任務，則是一道「選擇」題了。
如果您覺得中國文化有其優長之處，今日必須保存、承繼和發揚，歷史課程就是一個足以發揮功能的場域，您不妨以此自任。您可以在課堂教學中酌加有關的論述，引導學生認識傳統，辨別優劣，就能尊重傳統中的精義美德，從概念的認知開始，進一步身體力行，展現踐履的功夫，把傳統文化中的聰慧、善良與幽雅，在實際生活中展現出來。
肯定傳統文化有其優長處，首先必須對傳統具有錢穆所說的「温情與敬意」，而不是《醜陋的中國人》中所呈現的那種醜陋心態。那麼范文瀾怎麼看過去的中國呢？
《尚書》〈梓材篇〉、《詩．大雅》〈蕩篇〉稱商王國為中國。因為商王國在當時各小國中，政治經濟文化都被公認為唯一的中心國。《詩．大雅》〈民勞篇〉稱宗周和遵守周禮的諸侯國為中國。東周時期北方諸侯自稱中國，稱楚吳越等南方國為蠻夷，楚吳越稱北方國為中國或上國。秦佔有宗周舊地，却被中國諸侯看作戎狄。中國這一名稱，含有地區居中的意義，但更重要的意義則是指傳統文化的所在地。……孔子說：「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公十年）裔指夏以外的地，夷指華以外的人，區分很明顯，不過中國、夏、華三個名稱，最基本的涵義還是在於文化。[21]
范文瀾顯然以文化為中國的要點。那麼，文化又是指何而言呢？文化是一個極寛泛的詞語，我們若逐漸把它的意涵緊縮，大概可以歸趨到學術思想方面，中國的學術思想，當然以孔子建立的儒家最為重要。范文瀾說：「孔子，當他活著的時候，就有人尊奉他為聖人。此後整個封建時代裡，孔子學說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隨時變化，總是處於顯學獨尊的地位，不曾有其他學派或宗教推倒它。孔子確是封建社會集大成的聖人，是中國古代文化的偉大代表人。」[22]又說：「孔子和儒家學說無可置辯的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23]還說：「中國封建時代已經過去了，當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著過去了，但孔子對古代文化的偉大貢獻和他在歷史上的崇高地位，並未失去。……他給中國人民留下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中國人民必須珍重這一份遺產。」[24]孔子是儒家的創立者，十三經是儒家學說的典籍，經學也就成了儒學的主要部分，甚至可說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主要部分。我們若對形塑古代社會力道最強的經學茫然無知，怎能說是了解古代中國的文化？如果我們想要對古代經學有些較為粗淺的基本認知，閱讀范著《簡編》各時代的「經學」部分，不失為入門的津筏。
《簡編》的各代經學部分，對於該時代經學的重要論著作了簡介、主要爭論作了說明，經學與政治的關係作了交待，經學在哲學上的表現作了闡釋，經學的發展大勢，更是指出方向並予以總結。連綴《簡編》中各時代的經學叙述，稱之謂經學簡史亦無不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般經學史著作，大多堆砌著書名、人名，著作簡介，學者生平以及今人已不再觸及的種種繁瑣問題，枯燥沉悶，令人難以卒讀；《簡編》的經學部分，篇幅有限，言簡意賅，既可取得重要的概念，又可獲得閱讀的趣味，應可與皮錫瑞的《經學歷史》並列，同屬「好看」的經學史論著。例如，西漢部分，述及「儒學」，范文瀾寫道：
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對殘暴政治）的言論和事蹟，很大一部分是與儒家學說有關的。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極重倫理道德，對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等美德的闡發，雖然無不打上統治階級的烙印，但某些精到處也往往與人民的倫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階級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華，可以大大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繼承並發揚古化文化的優秀傳統，主要應從研究儒家學說入手。[25]
我們當然同意他的高見，甚至鼓掌叫好；只是不免納悶，范老不是唯物史觀的旗手嗎？怎麼談起宋明理學，這種純粹的唯心主義哲學，竟然如此地高度推崇？記得很長一段時間，唯心哲學家的名字，像朱熹、王守仁都不准見於大陸的中國歷史教科書，而當時范老的《簡編》並未受到批判，亦未勒令修改，這是怎麼一回事？當然，這只是一個有趣的小問題，無關緊要，略加玩味，卻不無微意。《簡編》排斥佛教頗力，理由雖與船山先生不同，堅決的態度十分相似。[26]然而，范氏對佛教仍有贊許的地方，多在涉及宋明理學之時。《簡編》止於五代，范文瀾如何詳述理學，我們不得而知，《簡編》中言及理學的文字甚少，但可以看到他所強調者不外有二：一是理學是文化發展與哲學思想進程中，不可或無的重要階段；二、理學是儒學在宋明時代的代表，應屬中國文化的主體，重要性不容置疑。[27]多少看到范氏心中，孔孟的價值應是遠高於馬列的。 我們再看東漢的經學部分，范氏的總結是：
鄭〔玄〕王〔肅〕兩派墨守家法，不求改善，舊注被質量較高的新注所代替，是完全合理的。兩漢盛行的經學，到東漢末魏晉做了總結。就是東漢末年古文經學推倒兩漢盛行的今文經學，不受家法束縛的魏晉古文經注又推倒漢魏有家法的經注。……流傳至今的重要經書，除《公羊傳》是今文，餘下九種全是古文……，其中經注魏晉人佔十分之五，而鄭玄一人佔十分之四。魏晉注經家的成就超過漢經師，鄭玄一人的成就超過任何注經家。他們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就是廣採眾說，自出新意，不受家法的束縛。[28]
語鋒一轉，導出了一個「普遍」的道理，學術要進步，就不能墨守陳規，而是要吸納各種學說，各家卓見，經過一段去蕪存菁，斟酌損益的工夫，方能有所創新。這個道理亦運用於有關文學的論述中，如說：「韓〔愈〕杜〔甫〕在文學上取得偉大的成就，歸根說來，只是能夠學無常師，有師即學。」[29]范氏《簡編》中，對於各時代的文學成就著墨甚多，而且勝義紛呈，極見精彩，其選材之嚴謹，條理之清晰，論斷之精審，文詞之典雅，應不在任何文學史著作之下，而他將文學成就歸結於儒家之大道，其格調之高雅與氣勢之雄健，恐怕不是大多數文學史作者所能企及。請讀下列一段：
蘇軾說：「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顏書左史是否集大成，這裡且不說，杜詩韓文集大成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韓愈取得集大成的成就，所用方法和杜甫是一樣的，即學道、博學、練句……三個步驟。杜甫教人學詩「法自儒家有」，「應須飽經術」，韓愈教人學古文，首先要學古聖賢人之道。這個道就是儒家的經術。……文學自附於經術，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有正統的來源，是非喜怒才合乎封建社會的道德標準，劉勰作《文心雕龍》，以〈原道篇〉冠全書，杜韓論詩文，出發點與劉勰相同，杜韓在文學上獲得特殊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此。[30]
杜甫是大詩人、韓愈是大散文家，劉勰是大理論家，他們偉大成就的根源來自儒學，這是對儒學的無上肯定，也是對中國文化的真切體認。我們若以承繼傳統文化自任，首先要對儒學具有一定的認知，繼而知悉在各個時代裡，儒學薰陶的士人在各方面取得了怎樣的業績與成就，展現了怎樣的風骨與志節，讓我們知道，不論做事做人，我們都可以知所取法，也有所不為。
各時代的文化概況與政治發展、社會經濟，同為《簡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文化，以學術為主，包括經學、史學、科學等，加上宗教、藝術以及各時代特有的成就，內容豐富，論述精當，可以說是了解傳統文化最為簡要的讀物。我自己閱讀這一部分，得到很大的樂趣，尤其是閱讀音韻學等其他通史類書不可能述及的學問，真是獲益良多。
范文瀾何以能夠寫出這麼精要的論述，這與他的學術背景有關。范文瀾先後就讀北京大學預科、文科中文門、文科研究所國學門（1913-1917），師從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碩學大儒，致力於經學研究。畢業十年之後，回到北大兼課，六年間，相繼出版了《諸子略義》（1927-1928）、《文心雕龍注》（1929-1932）、《正史考略》（1931）、《群經概論》（1933），均以具體詳瞻，考證精核，為學界所推崇。[31]我們可以說，范文瀾舊學功底的深厚，應該是他歷史書寫的堅實基礎。
四、 教材的選擇—我們應該選取怎樣的講述內容
課堂教學的「教材」來自何處？墨守陳規的教師不用思考就說來自課本，至多再添加些細節的陳述。我們應該記得，1925年何炳松就告誡歷史教師，教歷史不是教歷史教科書，教歷史應該要在教科書之外，精選若干資料，組成「教材」。[32]教師編選的資料，可供教師課堂講述之用，也可供學生課後練習之用；欠缺課本之外的教材，歷史課就難免貧乏，除了應付考試，沒有任何功用可言。我不知道今天教授中國古代史的老師如何講述這些極其豐富而又深厚的知識內容，但我總不想見到，許多的課堂裡，將近九十年的時間已經白白地流失了，而且還要繼續流失。
范著《簡編》中，社會經濟部分，佔了相當大的篇幅，關於土地制度，工商生產等作了詳盡的解說，這一部分不須視為選材的重點，這是個人的陋見，僅供參考。個人想到理由有二：一、社會經濟等制度的討論，是這幾十年史學研究中的顯學，不乏嚴謹精湛之作，成果可謂日新月益，足可取代舊說，《簡編》的相關內容，終究不無過時之嫌。二、社會經濟固然是歷史中的重要部分，但其故事性較弱，也是較為無趣的部分，教科書中的有關此一方面的內容，難以吸引學生的青睞，再補充課外類似的教材，更將召致反感。我以為這是避免從這一部分選取材料的主要原因，但《簡編》中仍有可以參考的內容，就是他所舉用的史例，或精彩的論斷，略加講述，仍可捉住學生上課時的目光。
選材的重點不妨置於各時代概況的部分，也就是政治發展的內容。理由也是兩點：一、范氏的叙述，基本上依據傳統的典籍，主要是《資治通鑑》以及各朝正史；見諸《簡編》的，有范氏的意旨與用心，同樣見諸《通鑑》、正史的，也有昔日史家的意旨與用心。我們今天透過這些史事的記載，所見到的，不只是過去發生過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史家選取這些史事，加以表述，其中包含的深刻義涵。這些精彩的故事所蘊含的義理，當然以儒學為中心，也就讓我們對儒學在人世事物中的道理，有了生動地認識。二、學生喜歡聽故事，這是喜歡歷史課的重要理由。老師不講故事，這門課的吸引力大為減低，終屬可惜。老師要怎樣講故事呢？淺見以為，要選取有意義的故事，把故事的意義講出來，而《簡編》中的故事，幾乎全有其意義，大可用於課堂教學，必能到學生的歡迎。
必須承認《簡編》中歷代政治情況部分，篇幅安排，有欠齊整；如：第二編與第三編第一冊，即從秦至五代，包括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是很長的時段，我們看到，書中兩漢篇章過於簡略，[33]晚唐五代又頗嫌繁冗。[34]可能是撰寫的進行，隨著資料的積累與思路的改變而有所調整吧。
《簡編》中政治概況部分對於三國的處理，多少讓人感到詫異，印象也最為深刻。范氏將漢國（約八頁）列於首位，其次為吳國（約五頁）、魏國（約四頁）居末，這樣的次序既與《通鑑》以魏紀年不同，也與其時魏國獨大，吳、漢不足以與之匹敵的實際情況相扞格。范文瀾此一安排，必有其用意。姑且略作揣測。以四川漢國承續兩漢劉家正統，儼然有奉正朔的意思，傳統史家中屢見不鮮，范氏亦有此意，此其一。對諸葛亮極其推崇，需用較多篇幅刻劃描述，此其二。對曹魏政權的貶斥，此其三。也許三者均屬臆測，但是，若說這種安排有其傳統史學的背景，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簡編》第二編第三章第七節「漢國（蜀漢）」，諸葛亮的事跡佔了五頁多，可見多麼受到撰者的重視。范文瀾從諸葛亮與劉備論天下形勢的〈隆中對〉說起，認為；「這應是一個或可行通的計劃。」再談及他的治蜀，范文瀾舉出幾個重要的事例，如：和吳、和夷、明法、治軍與正身。范文瀾在「治軍」方面著墨尤多，分別簡介了諸葛亮創造的「新事物」如：八陣圖、元戎（新式的連弩）、木牛流馬、鋼刀等，「正身」方面亦用了一頁半的篇幅，分別對諸葛亮的「虛心納諫」與「不增殖私產」作了說明。最後以致力北伐，雖未成功，卻得出「漢國弱小，能對魏取攻勢，顯然是諸葛亮主觀努力的效果」的總結。在此，玆選錄「正身」中的文字於下：
諸葛亮的行為在封建時代，道德標準是很高的，他以「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吳張儼《默記》所載〈後出師表〉中語。〈後出師表是別人假託，但這兩句卻是確評〉的精神來效忠漢國，無異於屈原的效忠楚國。他集中權力在一身，但是漢後主並不感到他的威脅，朝臣們並不感到他的僭越，國內始終保持著和睦狀態。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諸葛亮正是身正的典型。他正身的方法主要有兩個：（一）虛心納諫。諸葛亮獎勵直言，說如果得直言而改正錯誤，好比「棄敝蹻（破屐）而獲珠玉」。……（二）不增殖私產。……因為他不貪，所以為人所信服；因為他不貪，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貪污，這對人民是有益處的。[35]
這只摘取是「正身」中的小段叙述，我們要問的是，不論是范文瀾或昔日撰寫《三國志》或《資治通鑑》的史家，為什麼都會選取這些資料？我想主要原因無他，只是讀了感動。這樣一位大權在握的人物，如此處理政事，如此安排生活，怎能讓人不油然而生敬佩之心呢！我們看看歷史洪流之中，浮沈了多少帝王將相、英雄豪傑，能夠讓人除了敬佩，除了感動，無其他話語可說的，又有幾人？我們應該把自己對諸葛亮的崇敬感佩之情，如同史家之記載，作為講述闡釋的動力，讓孔明的感人事跡，成為後人永遠追慕的典範，進而成為「文化」中的一項因子，發揮出「歷史」應有的功效。我們可以說，范著《簡編》中對諸葛亮的叙述書寫，正是傳統史學最典型的展現。
傳統史書上記載了許多傑出人物令人動容的言談事跡，是昔日人們歷史知識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些人物往往不再出現於現代史著之中，這些令人動容的言談事跡，也就從人們的腦海裡，社會的記憶中逐漸消失。我們固然可以說，那麼就讀讀過去士人都讀的傳統史書，如四史、《通鑑》吧。但是，時代的變動，非但現今的讀書人不大可能再讀傳統史籍，就是擔任教職的歷史老師們要讀這些典籍，亦是困難重重。如果有一本書，把我們希望在傳統史書中所讀到的感人事跡，加以篩選，用現代文字重新書寫，豈不是優良傳統的現代繼承？范著《簡編》多少就起著這樣的作用。唐玄宗時，王忠嗣的事跡，就是一例。
朔方節度使兼河東節度使王忠嗣，是智勇全備的將帥，幼年時和唐玄宗論兵法，唐玄宗說他將來必成良將。他做兩鎮節度使，專以持重安邊為宗旨，經常告誡部屬說，當太平時候的將帥，只要愛護士卒、勤加訓練就可以，不要耗費中國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唐玄宗令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青海西寧市西南）。王忠嗣奏稱，石堡形勢險固，非死亡數萬人不能攻克，不如等候有利時機，再行進取。唐玄宗很不滿意他的建議，令王忠嗣分兵數萬，交給將軍董延光去攻城。李光弼對王忠嗣說，大夫（唐時武官稱大夫）為了愛惜士卒的生命，不肯出重賞鼓勵士氣，將來朝廷追究責任，怕不好解釋。王忠嗣回答說，現在用數萬人去爭一城，得了並不能控制對方，不得也無害於我國，所以我不肯用兵。我受朝廷罪責，最重是貶到南方小郡裡做個佐雜官，我不能讓數萬人戰死來保全我這個官。李將軍，感謝你的好意，我已下定決心，請不要再談攻城。李光弼非常感動，說，大夫能行古人的事，我怎敢再說話。[36]
王忠嗣因奏稱安祿山必反，唐玄宗不以為然，李林甫也十分猜忌，不久得暴病死。唐玄宗一朝，前有姚崇、宋璟，後有李林甫、楊國忠，加上楊貴妃、安祿山、高力士，都是圍繞權力中心的活躍人物，王忠嗣只是處於舞台的邊緣，聊備一格。[37]但是我們讀了王忠嗣為人處世的記載，他與李光弼的談話，清楚感到其人格之高尚，不是其他人所能及，應該是大唐盛世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光弼說他「能行古人的事」，應是出自肺腑的贊許，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古人之事」雖然出諸蕃將（李是契丹人）之口，卻記於史家之筆，意含為何，必有共識。簡言之，古人之事應該就是所作所為合於儒家所說的義利之辨：做應該的、為眾人的事；不做不應該的、只為一己私利的事。更簡單地說，就是做合於道理的事，不做不合道理的事；而「道理」是清楚明白，人人皆可體認的。
中唐時期，李泌的事蹟是范著《簡編》書寫的著重之處。此一書寫的選擇，似可一探，因為當今斷代史名家王仲犖的《隋唐五代史》幾乎完全不提李泌。王仲犖的解釋是：「我對於唐五代的李泌和宋齊丘，都沒有重點寫。李泌，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對他就評價不一，照我看，他還算不上良相，他在相位時，並沒有使唐王朝不穩定的政治局面有所改觀。」[38]王仲犖採取《舊唐書》的主張，不信李泌的事蹟，多少因為這些記於《李鄴侯家傳》的文字，許多出於子孫之手，不可盡信，更何況不少神仙道士之類的荒誕故事，不登大雅之堂。然而，《通鑑》卻大加記載，理由何在？范文瀾步武司馬君實，亦大加論述，其間或有深義在焉。我們先摘取主要的兩段，看看范文瀾是怎麼寫的。
唐肅宗即位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其中並無特出的人才，……他雖然有號召全國的政治地位，但缺乏挽救危局的具體謀略和實力。這時候李泌到達靈武，唐肅宗才有了得力的助手。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環境中產生出來的特殊人物。他經歷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儘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補救和貢獻，姦佞儘管妒嫉加害，他總用智術避免禍患。他處亂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賓友自居，這樣，進退便比較自如；二是公開講神仙、怪異，以世外之人自居，這樣，不同於流俗的淡泊生活便無可非議。統治階級爭奪的焦點所在，不外名與利二事，李泌自覺地避開禍端來扶助唐朝，可稱為封建時代表現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
（唐德宗時）李泌做了許多有利於國的事，愈得信任，因而提「北和回紇，南通雲南（南詔國），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計劃。唐德宗堅決反對和回紇，經李泌反覆開導，才決定與回紇和親。……吐蕃的兩個與國變成敵國，唐的兩個敵國變成與國，唐與吐蕃形勢大變，從此吐蕃勢弱，不能為唐大害。唐朝免去吐蕃的威脅，到唐憲宗時，又有力量和關東割據勢力作戰，並取得勝利，李泌這一建議的實施，對唐與吐蕃兩國都有深遠的影響，在他的政治生活中，這是最大的一個成功。[39]
范文瀾以這樣的話語作結：
七八九年，李泌病死。他喜歡談神仙怪異，自稱是道教徒，從反對立白起廟、反對信天命看來，他談神仙怪異，實是處亂世的一種智謀，胡三省註《資治通鑑》，說是「子房（西漢初張良）欲從赤松游之故智」，可謂能知李泌的心事。[40]
李泌顯然不是我們觀念中的「儒者」，他談神仙、講怪異，以道教徒自居，范文瀾卻以「忠臣」稱之，看來亦符合儒家忠君的德目；范文瀾又在最後結語處，贊同胡三省的論斷，認為李泌的作為很像張良，只是做定亂息爭，保護黎民的事，不求自己的名與利。這樣看來，《通鑑》編撰者、胡三省與范文瀾，記載李泌事跡的理由，主要是他兼有了從事政治工作的一切長處，呈現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應該詳加叙述，藉以昭告後人，使人知所取法。范文瀾特別欣賞胡三省的意見，其中「心事」二字，尤有深義。胡三省註《通鑑》，經常提及「心」字，可知胡三省對探討人物內心活動，十分重視。[41]范文瀾此處仿照胡註的筆法，可見他同樣重視人物的內心活動，書寫歷史，不只是表面「事實」現象的叙述而已。另外，附帶一提，王仲犖不寫李泌，是否認為李泌事跡頗涉虛玄、怪異，不應寫入「歷史」？不論是否如此，我們都可以感受到，王仲犖的歷史書寫，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似乎遠大於范文瀾，那麼這部《簡編》所呈現的史學思想，以及它與傳統史學的深厚關係，也就昭然若揭了。
范著《簡編》的文字，可說是十分典雅，時見對仗的白話文，遣詞造句，頗具匠心。若上位者殘害百姓，書寫之時，傳達心中的痛恨，則抨擊不遺餘力，用字尤其辛辣。玆舉一例，以概其餘。
隋煬帝憑藉隋文帝積累著的巨量民力和財富，得以無限止地行施暴政。他是歷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標準的暴君。他的奢侈生活和殘虐政治愈來愈兇惡地驅迫民眾陷入死地，到後來，農民發動大起義，消滅這個可耻可憎的浪子和暴君。[42]
歷史是時光的旅程，修習課程，閱讀史書，讓我們見到了昔日的種種，擴大了我們的生活經驗，培養了做事的能力，懂得了做人的道理。這是「歷史」仍應該留在學校課程表上的重要原因。
我們學習歷史，是為了理解過去，認識現在，展望將來，只有將過去與現在聯繫起來，才能展望將來，才有價值可言。博物館裡展出的古代文物，崇山峻嶺間的古堡雄關，也只有煥發出昔日的光華，方能引起人們的流連讚嘆，抒發思古幽情。讀歷史總要想到今天的世界，未來的走向，總要為了明天做好準備。
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全世界關注的大問題之一，非但全球華人切身有關，亦與人類未來息息相關。2011年，加拿大多倫多一座容納二千六百人的音樂廳，進行了一場名為「二十一世紀屬於中國嗎？」的辯論會。正方兩人，一是哈佛大學教授，《文明》的作者尼爾．佛格森，另一位是北京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反方兩人，一是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另一位是《時代》周刊國際版主編，CNN節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亞。辯論全文結集成《舌戰中國》一書。
我只從辯論過程中挑選兩段，稍作說明。一段是關於教育的，卡扎利亞說；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美國人有質疑等級制度的能力。這是絕對的關鍵。我聽到人們紛紛談論亞洲教育以及「虎媽」式的家長說教。你們知道，我曾經親身經歷過亞洲教育體系。我認為這個體系是很糟糕的。它強調死記硬背，以考試為中心，一旦考試結束，學過的東西都忘了。美國的教育好得多，因為它引導學生思考問題，教學生會如何解決問題，教導學生終身學習。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而且不會讓任何因失敗而感到耻辱。能夠讓失敗也產生一定的正面作用，是美國創新中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組成部分。[43]
整場辯論，基本圍繞經濟發展等議題，很少觸及教育，但反方提出教育做為不看好中國的一項理由，值得中國教育界留意。儘管這番話都是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卻明白告知所有的中國人，教育情況一仍舊貫，不做改革，中國永遠不可能真正的「崛起」。談到崛起，辯論的提問人，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科恩說：
很多亞洲國家都對中國的崛起憂心忡忡，亞洲各國誰都不想被中國主導。與有人追求美國夢不同，沒有人追求中國夢。[44]
是的，沒有人追求中國夢，但稍有作夢條件的中國人，幾乎都在做「美國夢」或者加拿大夢、澳大利亞夢、新加坡夢等。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想只能用中國不夠「文明」來解釋，電視上不斷播出「過馬路看燈號，做個文明人」的社會，離文明真是有不短的距離。「文明」這個詞彙，應該作樣的解讀呢？就看看《文明》一書的作者，在全書結論部分怎麼說的吧：
對民眾而言，文明最真實的地方不在於處於文明中心的雄偉建築，也不在於文明容納的制度能否順利運作。文明的核心應該是學校裡教導的文本，由學生學習，並且在遭遇磨難時能重温這些事物。（原書作粗體）[45]
我們在學校課堂裡教導的文本是什麼？是不是應該想一想，它能負起「在遭遇困難時重温這些事物」的功用嗎？我想教科書有它的局限，是負不起這項責任的，那麼，為了「文明」，我們的中國古代歷史課程該運用怎樣的文本呢？四史、《通鑑》，固然很好，但可行性是零。我們大可以選擇含有傳統文化精義，內容又十分豐富的現代史學作品，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與錢穆的《國史大綱》，都是很好的文本。
[12] 《簡編》，第一編，頁33。范氏認為引用《詩經》，應該尊重詩義和訓詁的。他說：「說詩不可隨意離開訓詁，就是因為春秋時人語言接近於西周人的語言，戰國時人接近於春秋，漢人接近於戰國。千餘年間逐漸變化的語言，那時候傳詩的人對它的了解比二三千年後的人，一般說來，總是要可靠些。對師師相傳的詩義也應作如是觀。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隨意改變詩義和訓詁，我以為需要慎重考慮……。」頁42。
[15] 例如：「恩格斯指出，在畜群完全成為家族的所有物以後，家族的增長並不像牲畜那樣迅速，現在照料畜群須有更多的人，為了這一目的，便可以利用被俘虜的敵人了。《堯典》有所謂『群牧』，就是以畜群為私有財產的部落酋長。俘虜首先被他們使用在畜牧業上，是很自然的。部落酋長擁有畜群和奴隸，自然要實行傳子制度。」可謂既牽強又有趣。見《簡編》，第一編，頁93。
[21] 《簡編》，第一編，頁179-180。關於華夏與蠻夷，熊十力有一段話，極精闢，亦錄於下：「清季學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主義。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響很大。然船山民族思想，確不是狹隘的種界觀念，他卻純從文化上著眼。以為中夏文化是最高尚的。是人道之所以別於禽獸的。故痛心於五胡遼金元清底暴力摧殘。他這個意思，要把他底全書融會得來，便見他字字是淚痕。然而近人表章他底民族主義者，似都看作是狹隘的種界觀念，未免妄猜了他也。他實不是這般小民族的鄙見。須知，中夏民族元來沒有狹隘的種界觀念，這個觀念，是不合人道，而違背真理，且阻礙進化的思想，正是船山先生所痛恨的。船山先生志在中夏文化之复興。而以蠻族暴力，與印度佛教思想，視為有一致排斥之必要。」《十力語要》（台北：廣文書局，1962）卷四，頁45。
[27] 范氏說：「魏晉以來，玄學盛行，從探求老莊的義理擴展到探求佛經的義理……，由此，……佛教的思想逐漸融合在漢族思想裡，成為漢族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儒佛道三家鼎立，互相鬥爭，也互相吸收，這是初步消化的階段。以道安慧遠為標誌，開始了這個階段。宋明理學則是完全消化的階段，這時候儒學又恢復獨尊的地位，實現儒為主佛老為輔的局面，佛老之學（主要是佛學），被用作養料來豐富儒學（理學）。」《簡編》，第二編，頁431。
[33] 如：西漢宣帝，只有一句：「漢宣帝通達黃老刑名之學，整頓吏治，考核實效，農業又呈興盛氣象。」《簡編》，第二編，頁41。東漢明帝稍多，亦只有兩、三句：「漢光武帝和他的繼承人漢明帝還能掌握皇帝的權力，外戚，尤其是宦官，還不敢公然橫行作惡。他們在位的時候，確是懲治不法官吏比較嚴，賦稅徭役比較輕，對外戰爭比較少，史家稱漢明帝時『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簡編》，第二編，頁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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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刪除我媽問我為什麼要跪著看這篇文章, 我說老師真帥, 能看諂媚噁心之文, 挑出其精華要意, 從沒見過這麼帥的老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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