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貞觀十七年（西元643年），魏徵過世，這時朝廷敢於進諫，又確能指陳太宗缺失的，大概只有劉洎了。
《通鑑》卷一百九十七，貞觀十八年（西元644年），記有一段文字，大意如下：
皇帝學問好，反應快，又好與人辯難；大臣在朝廷表達意見，皇帝就援引古今事例，提出不同看法，這些大臣都說不過，也就不說了。劉洎上書勸諫，寫道：
「帝王與百姓，聖哲與常人，上下之間，相去很遠，無法置於同一層次。所以，最笨的面對最聰明的，最低下的面對最高的，一心想有好的表現，也不可能做得到。
陛下如果和顏悅色，說些鼓勵的話，也聽聽他們的陳述，接納他們的意見，他們還未必就能坦然應對；何況陛下以無比睿智，天縱聰明，簡單幾句話，就指出其不足，再引用古代事例為證，說明不可行，大臣怎麼敢再申訴己見，只有俯首無言。
臣以為，博聞強記，要下功夫，下多了，心地不清明；說話也需體力，說多了，精氣受損傷。心不明氣不足，顯現於外，則形與神呈現疲態。雖然目前不覺得，時日久了則有害健康。陛下一定要為了天下社稷保養身體，不宜因為自己性情所好而有損聖躬。
秦王政逞強好辯，自以為了不起而人們不服；曹丕才高，文章寫得很好，但空洞的內容，增加不了他的聲望。這就是憑藉聰明，展現才華的負面效應，陛下不妨引為借鑑。」
太宗寫了回信給劉洎：「不用心考慮，不能處理天下的事；不多說話，不能把自己的考慮讓臣子知道。近日事多，談論也多，態度不謙和，說話不謹慎，就犯了驕傲自大的毛病。至於你所提到勤於政事則心氣形神受到損傷，我不以為然。今天讀到你的建言，我知道自己的缺失，一定虛懷採納，加以改正」。
文本所記劉洎上書，要點有五，一是君臣之間，有著上下尊卑的「不對等」關係；二是太宗聰敏智慧，高人一等，又勤於讀書，學識廣博，雖為屬實之言，不無奉承之意；三是太宗論事，過於炫耀才學，致使處於下位的臣僚，難以招架；四是身為帝王，問政處事過於勤勉，臣僚言辭之微過小誤，親加訂正，有傷心神，無益健康；五是舉秦王政、曹丕為例，說明語言文章，不需過於講求。
太宗的回應有二，一是為政勤勉，是帝王本分，雖云辛勞，在所不辭。二是言語談論如有驕傲之嫌，自應改正。太宗感謝劉洎上書勸諫的心意，這還是大臣進諫，君主納諫的美事一椿。但仍有續篇，請見《通鑑》。
太宗是看重劉洎的，就讓劉洎輔佐太子李治（後來的唐高宗）。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行前對劉洎說：「我今天要遠征，你輔佐太子，關係國家安危，我把這個重責大任交給你，你要深切了解我的用心！」劉洎回答：「請陛下放心，如果哪個大臣有罪，我就立即把他處死。」太宗覺得劉洎的話過於狂妄，很不得體，就說：「你的個性倔強，做事不夠精細又好出鋒頭，這個缺點會讓你失敗，你行事要謹慎，一切小心啊！」
太宗征高麗回來，生病了，劉洎探病出來，臉色悲戚，頗為憂懼。對同僚說：「聖上的病不輕啊，真讓人擔心不已。」有人傳話給太宗，說：「劉洎出來後對人說，陛下的病不必擔憂，我就輔助太子，像伊尹、霍光那樣執掌朝政，如果大臣之中有不同意的，我就殺他，天下就安定無事了。」胡三省注：「就是因為前面有殺大臣的話，才有這樣的話傳給太宗，且為太宗所信。」於是太宗下詔：「劉洎與人私下商議，有非分之心，盼機會到來，就掌握朝政，自己處於伊尹、霍光那樣的地位，把不同意的大臣都殺了。賜劉洎自盡，妻子免罪。」
此事就是這麼簡單嗎？恐怕未必。《通鑑考異》有所討：「《實錄》記：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皇帝生病不必擔心，我就輔佐太子即位，執掌政權如同伊尹、霍光，大臣不同意就殺了，天下自然安定。』太宗病好了，問劉洎，劉洎告以實情。褚遂良堅持不已。劉洎就請中書令馬周為他作證，太宗問馬周，馬周說的與劉洎相同；太宗就詰問褚良，褚遂良堅持馬周的話正他所說，於是就定了劉洎的罪。」《考異》的撰者接著寫了一段按語：「誣害人的事，普普通通的人都不會做，褚遂良是一個忠直的人，而且與劉洎沒有怨仇，怎麼會做呢？就是由於許敬宗討厭褚遂良，所以在修《實錄》時就把劉洎的死歸咎於褚遂良。我們不相信，不寫在《通鑑》中。」《考異》作者的理由，主要是褚遂良是忠直好人，許敬宗是小人，如此而已。
《新唐書．劉洎傳》記，劉洎與馬周一地去探太宗的病，出來遇見褚遂良，《通鑑》提及傳話的人，在《新唐書》中就是褚遂良，可見歐陽修相信《實錄》所記。《新唐書》又記，劉洎死時，要求給他筆紙，有所陳述，獄吏不敢，未與。後來太宗知道了，處罰了獄吏，可知唐太宗對劉洎之死多少感到歉意。我們觀看賜死劉洎的案子，關鍵證據應是馬周的供辭；馬周是一位正直細密，深得太宗信任的大臣，太宗不取馬周提供的直接證據，而採褚遂良的間接轉述，不無偏聽之嫌，可知心中已有定見，只是事後念及，難免不安。
劉洎是一位能力強，敢直言的大臣。《新唐書．劉洎傳》記：貞觀七年，上書言及尚書積壓詔敕，處理緩慢，由於主事者多為國親勳貴，瞻前顧後，憂讒畏譏，不如貞觀初年魏徵、戴冑任事時之明快有效。請精選能臣任職，可以提高效率，矯正風氣。太宗就任命他出任尚書右丞，劉洎做事積極，於是尚書恢復了魏徵時的情況。
《通鑑》貞觀十八年，有一段唐太宗品論群臣，言其得失的記述，對劉洎的評語是：「劉洎堅持道理原則，不稍退讓，對於朝廷很有好處，重朋友情誼，說話算話，然不無結黨之嫌（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劉洎在廢太子承乾事件中，與岑文本站在支持魏王泰這一邊，恐怕是太宗說他有結黨之嫌，也是褚遂良對他不滿的原因吧。
歐陽修在《新唐書．劉洎傳》的「贊曰」中說：「劉洎的才能與表現，正是《易經》所說「做為大臣，忠直不阿順（王臣蹇蹇）。」這樣的人。然而，個性剛強，不拘小節，輔佐太子，擔負重任，說話不謹慎，為嫉妒的人所陷害，遭到處死。啊！以太宗的英明，為一時氣憤所蔽，劉洎的忠直不能為太宗諒解，況且資材駑下的人。古人一再強調說話要小心，為人臣怎能不謹慎呢！」歐陽修以劉洎之死歸因於說話欠謹慎。我們看文本所錄，也可感到劉洎的剛正耿直，勸諫之言，舉秦王政與曹丕為例，太宗心中想必不悅，也可以說是舉例不妥，表述不慎。相對而言，魏徵進諫，史上美談，但我們看到魏徵的諫言，說理明晰，語氣温和，處處顧及君主情面，但魏徵死後仍有「停婚仆碑」之事（擱置公主下嫁魏徵長子，打掉為魏徵所寫的碑，）。《新唐書．魏徵傳》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遂行。」即記其事。太宗對魏徵可謂十分敬重，徵亦謹守本分，尚且如此；劉洎才能為太宗賞識，劉洎之疏闊，太宗亦時時提醒，但終於因言賈禍。我們只能說一聲：「伴明君如伴猛虎，言行舉止，都要謹慎小心啊！」
劉洎故事，多少指出：人的一生，成敗榮辱，關乎性格；剛柔有偏，調整矯正，庶幾免禍。
201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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