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1日 星期一

古典史學與道德情感──讀書偶拾之二



新竹清華大學校門口,有一家簡體書專賣店「弱水堂」,我很少進去。前些日子,偶然去看看,立即被書架上一本書的三個字:《摹仿論》吸引,取下翻翻,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的,價格人民幣乘六,與繁體書相比,並不貴,立刻買下。記得十幾二十年前,曾在圖書館見過此書中譯本(張平男譯),翻看了幾頁,覺得十分深奧,也就放了回去。買到新的版本。很高興。

《摹仿論》(Mimesis),[]埃里希.奧而爾巴赫(Erich Auerbach)著,吳麟授、周新建、高艷婷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初版。此書的「導論」取用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 Said)為英譯本五十周年紀念版撰寫的導論,三十多頁,讓我們對於作者與此書都有清晰而又深刻的認識,十分精彩。至於薩義德,這位以《東方主義》、《鄉關何處》、《知識分子論》、《論晚期風格》等著作享譽全球文化界的「公眾知識分子」,大家應該並不陌生。他的著作,我很慚愧,從頭到尾讀完的,只有一本音樂評論集《音樂的極境》。
《摹仿論》有一副題:「西方文學中現實的再現」,可知是關於文學的書,作者奧爾巴赫於二次大戰期間,流亡伊斯坦堡時所寫。我還是忍不住要抄一段薩義德對奧爾巴赫學術修養的交代:

      20世紀早期德國的羅曼語族語文學家在語言、歷史、文學、法律、神學和總體文化等方面令人敬畏的訓練,在他們說來,僅僅博學是不夠的。顯然,如果你在德語和英語之外,沒有掌握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普羅旺斯語、意大利語、法語和西班牙語,你就不能進行基本的閱讀。如果你不了解當時的傳統、主要的經典作家、政治、風俗習慣和文化,當然還有相互關聯的所有藝術,那麼,你還是不能(進行基本閱讀)。

古典與現代:兩種史學

我讀到《摹仿論》第二章,「芙爾奴娜塔」,其中談到了古典時代的史學作品與現代的歷史研究有著很大的不同,感到作者把古典與現代的主要差異,用簡單的幾句話,勾勒得非常清楚,印象至為深刻,感到極有收獲。我先抄錄幾段關於古典時代史學特點的叙述:

        古典時代歷史觀的同一個特點:它看到的不是力量,而是惡習與美德,成就與錯誤,不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提出精神及物質方面的問題,而是從道德方面提出問題。(頁46
      我們只能在這裡對與我們的意圖有重要關係的地方做一些人文科學方面的說明。從道德的角度書寫歷史的方法,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嚴格按照時間順序書寫歷史的方式,是以一成不變的秩序標準為依據的,這樣的方式不可能產生我們今天運用的綜合性的----有活力的概念。(同上)    
      古典時代歷史作品的第二個不同特點:語言講究修辭。道德說教及修辭賦予古典時代的史書以高度的規範性、明確性及扣人心弦的效果;除此以外,羅馬人還具備對政治軍事事件的大場面所做高度概括介紹的能力。除了這些特點以外,大作家還有一種寫實的、基於經驗的、清醒而又絕不狹隘的對人心的認識;有時書中甚至還有對人物性格發展的解釋。(頁49

我們可以看到,奧爾巴赫指出,古典時代史學的兩大特點,一是道德觀,另一則是重視修辭;古典史學的重點在人所做的事,而且以個人的表現為主,就像他說:「羅斯托夫采夫著作(《論羅馬帝國社會與經濟》)的那一頁的第一句是這樣寫的:『然而問題在於,我們應如何解釋意大利相當多的無產者的存在。』這樣的一個句子,這樣一種提問方式,在古典時代的作者來說是不可想像的。」(頁47)事件之中,個人的所作所為,言行舉止,固然記載下來,同時對其成敗得失,也做了深入人心解釋。這就是所謂「道德觀」的作用。那麼,現代歷史研究的「有活力的概念」,指何而言呢?

       有的概念如「工業資本主義」或「種植經濟」,既能表明實際特徵的綜合性,同時也特別適用於某些特定時期,另有一些概念,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浪漫主義等,最初表示的是時期,不過它們也具有實際綜合性,有時也被用於與原來的時期不同的時期,它們在各自的運動中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概念的特徵起初是零散的,後來零散的特徵愈來愈多,聚合在一起出現,最後這些特徵逐漸減少、變化和消失,對所有這些概念的形成尤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包含著形成和變化,即其自身之中已存在著一種發展觀念。(頁46-47

「有活力的概念」的簡要說明,似乎讓我們讀到了現今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與步驟,如:先要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針對問題,蒐集有關的材料,形成零散的概念;當這些零散概念愈來多,我們加以疏理整合,可以見到更為明顯的特徵,形成更加有力的概念,有助於對問題的解答。於是,先前的各種零㪚的解說就被吸納,不再呈現;經過史家精心探究,反覆思考,再用通暢的文字,加以表述,構成了對於一個時代或一個問題既深入又清晰的闡釋,也把問題的形成與變化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奧爾巴赫也將古典史學與現代史學做了一點比較說明,如: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變化,而這些都是古典時代的作者注意不到或者根本不可能進行綜合考慮的。如果翻開修昔底德(Thukydides 約西元前460-400)的著作看一看,我們便可以發現,除了從重大事件的連續記載以外,只有對於靜止的----先驗的----道德內容的考慮,如關於人的性格或命運的思考,這些思考雖然都針對某種特定情況,然而其本身是絕對有效的。(頁47-48
        道德論及修辭學既未給我們留下民族史,又未留下經濟史,也未留下思想史,我們只能從流傳下來的事實中間接地了解這些歷史。(頁49

這裡我們看到,古典史學著作對於現代歷史研究而言,似乎只剩下了史料的價值。至於昔日史家的著述心意、終極關懷與美學品味、藝術手法,已不再為今日的史學界所珍視了。

歷史作為教學內容的回顧

我們關心的是教學,應該把焦點轉向教學方面。我們不妨問問,有關教學理論方面的書籍中,對於歷史這門課程的內容,作了怎樣的說明?我個人這方面素養欠缺,讀書有限,只能從讀過的書中尋覓,既欠中肯,又不無過時之嫌,只能說是拋磚引玉吧。
我讀過有限的書中,《教學原理》([]佐藤正夫著,鍾啟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年。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同時發行。)覺得不錯,介紹許多西方的觀念與理論,印象較深。就先抄錄此書中關於歷史教學內容的若于片段於下。
佐藤正夫將歷史學科的出現分為三個階段,分別介紹其時的重要觀點。
一、人文主義時代的歷史教育論,佐藤說:「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才產生歷史意識,把歷史作為智力的道德手段加以利用。」他引用了兩種意見。

        文藝復興時代的第一個教育理論家韋杰理奧(Pier Paolo Vergerio, 1498—1565)注重歷史,在論述自由學科時說:「在這些學科中,我賦予歷史第一席位。這是因為,歷史是一門趣味盎然的學科,實際有用的學科。……歷史,教給我們哲學原理的具體實例。哲學指示人們應當做什麼,而歷史則向我們指示人類在過去發生了什麼。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引出今日實際的教訓。」
      布魯尼(leonardi Bruni, 1369-1444)在談到有益人生的學科時這樣說:「我認為這一門學科首推歷史。歷史將賦予我們真正的教養,是一門絕對不容忽視的學科。……細緻入微的歷史研究擴充我們對於現代事物的認識(洞察力),將提供公民和君主在處理公共政策時的警示。我們還可以從歷史中引出大量道德教育的實例。」(頁107-108

這個時期,對歷史的重視,主要在於實際有用,例如,培養處理公眾政治需要能力,應付日常生活事物也要能力,培養這些能力,向古人學習,應是有效途徑。另外,如同中國人所說的以史為鑑,從文采高妙的史書中觀看昔日人物作為,善可以為師,惡足以為誡,既有實際功用,亦與道德修養有關,更應受到重視。
二、啟蒙主義時代實學義的歷史教育論。佐藤說:「當時的歷史研究家都是用質樸無華的文字編纂歷史,而且使用了明確的資料,引用文獻和記錄,致力於揭示種種事件間的因果關係。」又寫道:「這個時代許多歷史著作都保持著一種樂觀的信念,認為歷史是遵從自然法則的律動,而歷史是不斷的獲得改善,『進步』則是歷史的基本法則。」此時歷史書寫明顯與人文主義時代不同,從今天看來可說出現長足的進步,但是歷史教學方面,大學者們的意見如何呢?

        蒙田(M. E. de Montaigne,1533-1592)說:「歷史家他們非常風趣、親切。同時,借助歷史學家的眼光,我們更能具體而完整地了解存於今日社會人類的面貌。」蒙田反對歷來的人文主義教養,強調掌握有助於實際生活的知識,重視判斷力、理解力的訓練,而不是詞語的記憶。他認為「與人互動」是最重要的教育手段。他還主張通過古籍與古人神遊。「讓兒童借由古籍,與最好時代的最偉大精神接觸。」在這裡不是單純地接受奇聞軼事,而必須是研究歷史,訓練判斷力。(頁109       
      洛克認為,應當教給紳士和務實家相稱的學問----年代學和歷史。他說,歷史是「持重與公民知識的主宰」,「最能給人教訓的是歷史,最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也是歷史。」(頁109-110

啟蒙運投時期,理性高揚,一反人文主義的感性說教,蒙田可為代表。但蒙田還是肯定古籍之中的偉大精神,兒童應該有所接觸。而洛克更是直言歷史有其借鑑作用,更有其趣味盎然,引人入勝的持性。
三、現代歷史教育觀的發展。佐藤說:「1718世紀強調歷史學科的重要性,其目的只是使學生理解人類社會進步、人生的真諦和掌握生活的智慧,并且理解社會改良與進步的方向。到了19世紀,歷史才在學校課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一個原因是出於當時民族主義的強烈呼聲。也就是說,歷史,尤其是本國史,乃是國民意志的表現。借由歷史教學可以形成國民意志與國民精神,可以造就『國民理想』的擁護者。」這是幾百年來發展的一般情況,但是此時的教育家並不同意這種民族主義的主張,而是從「教育」出發,提出對於歷史課的意見。就以我們都熟知的杜威為例,佐藤做了介紹,同時也作了結論。    

杜威也認為,「歷史」是形成人類道德品性最優良的學科。杜威說,為了陶冶道德品性,必須「理智而又富有同情心地去理解當前的社會生活」,擴大了解個人日常人際關係行為的能力。不過,要獲得這種當前社會生活的洞察,最有助益的是歷史知識。因為,「歷史知識可以使人分析形成當前社會生活風貌的來龍去脈,并了解促成此種風貌背後的各種勢力。」
      總之,「歷史作為一門學科,無非就是將我們自身的生活與過去相連續,而且把我們自身的習慣和制度與過去相對照,這樣才能明確地參與社會團體的活動并經驗可知的種種事實。」因為歷史知識將引導我們深刻地洞察我們現今生活和活動的社會意義。通過這種洞察,可以形成我們的行為和品性。在這一點上,杜威作出結論說:「歷史是永恆且具建設性的道德遺產」,歷史教學「將發揮最自然的倫理價值。」(頁113

杜威是二十世紀教育學的巨擘,影響至廣。杜威強調個人與社會的結合,重視今日與過去的聯繫,也就不會忽視道德品性在歷史教學上所占的重要地位,這已是今天歷史研究者不再言及,甚至避之唯恐及的概念了。

理性思考很重要,道德感情不可少

時至世紀之交,科學更加昌明,影響所及,各門學科無不追根究底,各有創獲。歷史學之發展即如奧爾巴赫所言,探討深入,方法精密,但多為理性之運用。一躍而為心理學主流的腦神經科學飛速發展,教學與認知的研究深受影響,已證明感性的重要,不可輕忽,只重理性,猶有不足。
今天,歷史教學在方法與理論上,最受矚目,而且頗受推崇,應是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Sam Wineburg領導的團隊,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與發展所做出的成果。我們在《像史家一般閱讀》(Reading Like a Historian: Teaching Literacy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room by Sam Wineburg, Daisy Martin and Chauncey Monte-Sano,宋家復譯,台大出版中心,20164月)中可以讀到他們教學的實際操作過程,至於基本理念,作者在中文版序開宗明義有所指陳:

         教導學生一種不同類別的歷史----一種由開放問題與多項彼此競爭之詮釋所構成的歷史。本書之取徑,並非背誦人名與年代,而是教導學生如何思考。學生學習如何比較不同的闡述,如何質疑作者之動機,如何將歷史事件置於其所屬時代脈絡之中,以及如何想像一個主要流行之思維方式迥異於我們的世界。這裡所提供的歷史不是為了昨天而存在的歷史,這是一種培育學生面對明天的歷史。   

培養學生的「能力」,當然是學習歷史的重要目標,美國學者與教師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與成果,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這套教學模式,也應該加以學習,運用於我們的歷史課堂,這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歷史課只是理性辨析的過程嗎?前人的感情我們可以棄之不顧嗎?學習歷史只是培養我們應付明天世界的能力,不需要了解並繼承昔日人們的道德品性並加以發揚嗎?我個人總覺得,沒有了人物故事的歷史課,趣味性已經大為降低,如果道德品性也不再着重,歷史即失去人生教育的意義。那麼,今天社會與過去世界之間的聯繫已不可能,必將呈現斷裂的情況,青少年學生對昔日事物毫不關心,一片茫然,大概不是我們歷史老師願意見到,多少也會有讓我們感到不無失職的疑慮吧。
也許,我們該要談談「道德感情」是什麼了。這個題目,我所知有限,只能做文抄公。《道德原則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休謨David Hume著,曾曉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是一本經典小書,附錄(一)的篇名即為〈關於道德情操〉。玆取其中一段:

         儘管理性在得到充分的幫助和改進時足以給我們指明品質和行動的有害的或有用的趨向,然而它單獨却不足以產生任何道德的譴責或贊許。效用只是一種對於某個一定目的的趨向,如果這個目的是與我們完全漠不相關的,我們就會對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感到同樣漠然。為了給予有用的而非有害的趨向以一種優先選擇,在此就必然展現一種情感。這種情感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一種對人類的幸福的同情和對人類的苦難的憤恨,因為這些正是德行和惡行各自趨向於促進的不同的目的。因此,在這裡,理性給我們指示行動的諸種趨向,人道則為了有利於那些有用的和有益的趨向而作出一種區別。(頁138

休謨是大哲學家,這段文字指出了「理性」、「情感」與「道德」之間的關係,理性有其效用,但不是道德趨向的目的,是與人道的情感有著根本的差異。如果我們問,休謨討論道德,談及歷史了嗎?我們只能說很少,但不是沒有;他怎麼說呢?也讓我們來看看。第五章中述及:

                 讀史似乎是一種平靜的娛樂;但是如果我們的心不與歷史學家所描述的那些現象相一致而跳動,它就根本不成其為一種娛樂。
      蘇埃托尼烏斯漠然中立和枯燥乏味的風格,塔西佗流利酣暢的筆調,同等地可使我們信服尼祿或提比略的極度墮落;但是當前者冷淡地陳述事實,後者將一個索拉努斯和一個特拉塞亞的可敬的形象展現於我們眼前:無畏於命運,只為朋友和同胞令人感傷的苦難所打動時,在情感上有着何等差異啊!於是,何等的同情觸動每一個人的心!何等的義憤指向那因其無端的恐懼或無故的仇恨而引發出那樣可憎的暴行的暴君!(頁74-75

史家的濃烈情感,用優美的文辭表述,必能打動讀者的心,而引起共鳴,這是我們讀史時的真正樂趣所在。如果史家只是一意陳述事件的經過,沒有任何情感的流露,同時又欠缺生花妙筆,這樣的史書,讀來必無樂趣可言。史家濃烈的情感指何而言呢?也許,就是「對人類的幸福的同情和對人類苦難的憤恨」之類的情感吧。而這就是休謨所說,也為我們所同意的「道德」吧!
歷史老師應該負有「道德」教育的使命嗎?大家或有疑義;但是,今日人們對於源於古典,一代一代傳續下來,昔人信守不已的理念與價值,不加理會,一意排拒,終屬遺憾。再說,身為歷史老師,坐視善良優美的傳統文化凋零枯萎,總不能無動於衷吧!


                                                   201791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