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北魏太武帝拓跋燾
北魏起自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繼之，三傳至太武帝拓跋燾，東征西討，戰無不勝，遂稱霸中原。魏之所以雄據北方，遊牧民族慓悍善戰之外，漢人崔浩出謀獻計，居功亦偉。但不能不說，太武帝拓跋燾絕不是等閒之輩，拓展領土，融合狄華，表現可謂傑出。這位國君處理朝政，精明聰察，敏銳果斷，人不能欺；率軍征戰，身先士卒，勇猛無比，神色自若。但也有明顯的缺點，就是過於急躁，果於殺戳，事後則懊悔不已。
我想起了讀過的一本書：《非典型力量》The Wisdom of Psychopaths。是英國心理學家Kevin Dutton 所寫，他認為最厲害的創投專家、最高明的外科醫生和連續殺人犯的其同特徵是：聰明、自信、專注、冷酷、魅力十足，但是感情作用很少，同理心很弱。就像此書副題所述：瘋癲的智慧、偏執的專注、冷酷的堅毅，暗黑人格的正向發揮。我讀這本書時，想到拓跋燾似乎可以歸類於這樣的「人格病態者」（psychopath）。
一、魏舉逸民，高允入仕
《資治通鑑》，宋文帝元嘉八年，西元431年，魏太武帝擊敗了南朝劉宋，平定了關中赫連氏，可以休息士馬，提倡文治，於是拔舉各地賢才，入仕朝廷。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顒、勃海高充、廣平游雅和太原張偉，都是地方上受人敬重的人物，以及州、郡所遣共數百人。崔綽以母親年老固辭不赴，盧玄等人都拜為中書博士。列於首位的盧玄，是崔浩的外甥。崔浩每次與盧玄談話，都感歎他讓我懷古之情更深。這句話中的「懷古」，應該不是古代的事物，而是古代的人物，那些史書記載中的人物風華，今天見不到的智慧德行，都在這個外甥身上體現。後來崔浩推動政治改革，大用士族，所謂「明辨姓族」。盧玄加以阻止，說：「創立制度，處理事情，都要看時機是否適合。今天要做這樣的大改動，喜歡支持的人能有多少？要多想想啊！」崔浩不聽，後來因此從得罪並喪身。其時盧玄也已過世。
二、精於曆數，為政在農
元嘉十六年（439），崔浩集曆數專家，立為《魏曆》，拿給高允看。高允說：「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這是漢史弄錯了，未加改正，將為後人所笑。」崔浩說：「錯在那裡？」高允說：「日月星辰的運行，有其一定的軌跡。那年十月，五星不可能聚於東井。」崔浩說：「這正是天文有變啊！怎麼不可能？」高允說：「天象有其理則，不是可以口頭辯論的事，您不妨再弄清楚一下。」在座的人都覺得高允的話很怪，崔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明人事，怎麼會錯呢？只有游雅說：「高允精於曆數，不會弄錯的。」很明顯，崔浩與高允對曆法的認識不同，崔浩認為天象可以友映人事，高允認為天象有其規則，不因人事而異。一年後，崔浩對高允說：「前次談天文的事，我當時抄錄舊曆，未作細思。再加考究，果然如您所說，五星聚於東井，是在三月以前，不可能在十月。」大家既讚嘆高允的知識淵博，也佩服崔浩的勇於認錯。
游雅問高允關於陰陽災異的事。高允說：「這些知識要弄懂很不容易，知道之後，又不可泄漏，不如不知道。」游雅也就不再問了。太武帝問高允，政治的事，哪項最為優先？高允答：「我出身不高，只知道農事，國家廣積田榖，公私有備，就不怕饑饉災荒了。」太武帝就下令把封禁的良田，賦予百姓。我們可以看到，高允心中，政治不是爭取權力，而是照顧人民，推行裕民政策；當然，這也是承自儒家傳統的德治觀念。
三、卜筮爻象，勸以忠孝
魏明元帝時，在平城之南修建「白臺」，高二十丈。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明元帝庶子樂平王拓跋丕夢中登臺，四顧無人。囑咐懂得陰陽卜筮的術士董道秀卜上一卦。董道秀說：「大吉」，樂平王心中暗喜。後來，樂平王因劉潔圖謀不軌事受累，憂懼而死，董道秀也因之處死。高充說：「卜筮應該依附爻象，勸以忠孝。樂平王問董道秀，道秀應該說，很高就是亢，《易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都是不詳之兆。王不可以不引以為戒。道秀如果這麼回答，就可以安然至今，道秀不這麼說，也就不得不死了。」《易經》的解讀，大致可分為「術數」與「義理」兩個方向。游雅說高允精於曆數，可見高允於術數方面造詣很深，但高允談爻象，採義理一途，勸以忠孝。《通鑑》注者胡三省，作一長注，有所說明，抄錄於下：「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筮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高允之言，祖君平之術也。」
四、崔浩修史，知其不免
魏太武帝非常賞識崔浩，言聽計從。史書記崔浩，膚色白晰，容貌秀美，好像漂亮的女子。他自以為才華可以比擬張良，學問比張良還要好些。（浩纖妍潔白如美婦，自以才比子房，而稽古過之。）太武帝引崔浩見北方民族使者，說：「你們不要看他弱不禁風，任何武器都拿不動。但他胸中的謀略計策，勝過千軍萬馬，我征服各方都倚靠他。」太武帝還下敕諸尚書：「凡軍國大計，你們不能決定時，就去問崔浩，聽從他的意見，就可以去做。」於是，崔浩倚恃太武帝的寵信，朝廷事務，十分專斷。宋元嘉二十七年（450），他推薦冀州、定州、相州、幽州、并州五個州的幾十人，入仕做官，起始就是郡守。太子拓跋晃說：「以前徵自各地的賢能人士，如游雅、高允等，在朝已久，熟悉政務，適合到地方擔任郡守、縣令。新來朝廷的，應在朝中歷練。」崔浩堅決不同意，於是，就照崔浩意思，安排五州人士，逕至地方任職。高允就對東宮博士管浩說：「崔公將要有大麻煩了！如果他做了不合理的事，還要在皇上面前爭勝，後果一定很糟糕。」
同年，太武帝要崔浩與高允共同修撰國史，還說：要遵從實錄。當時兩位著作令史閔湛、郗標，都是佞倖小人，得寵於崔浩。崔浩註《易經》、《論語》、《詩經》、《尚書》，閔湛、郗標就上書，盛讚崔浩所註，昔日鄭玄、馬融、王肅、賈逵都比不上，建議班令天下士人，只讀崔註諸書。崔浩就推薦閔、郗二人有著述才。閔、郗勸崔浩將所修國史刻在石上，供人觀覽。高允就對著郎宗欽說：「閔、郗二人如此建議，心中所想，恐怕會為崔浩帶來極大災禍，我們都會受到牽連，難以逃避。」崔浩聽從二人建議，就將《國史》刻石，立於郊天壇東方，地域方正，各一百步，費用三百萬。《國史》記魏之先世十分詳實，來往的人都看得清楚。胡人見到所記先世起於北荒，粗野無文，為漢人恥笑，十分生氣，就以「暴揚國惡」為理由，向太武帝告狀。太武帝大怒，下令嚴查崔浩等人罪狀，這就是北朝歷史上著名的「國史之獄」。
崔浩注諸經，固然可見他的學識不凡，但說已勝過昔日經學大師鄭玄、馬融、王肅、賈逵的成就，任何稍讀經籍的人，都知道絕無可能。但崔浩却受之不疑，可知他此時不無驕妄，已失自知之明，而為佞倖小人引上歧途，必將步上了失敗之路。
高允對宗欽所說的那句話，原文是：「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我不把「分寸之間」解釋為拿捏輕重，而是他們心中的想法。因為只有這樣解釋，才能把萬世之禍與無噍類矣（不復存在）䏈在一起。至於他們想的是什麼呢？無非是把崔浩的權勢再向前推進一步。
五、有罪首實，不可欺罔
在這年之前，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接受了一千匹布的賄賂。東窗事發，黑子問高允，該怎麼辦？高允說：「您是皇上親信的寵臣，有罪就誠實招認，說不定皇上會原諒你，不可以再用不實的話欺瞞皇上。」但有人說，如果說實話，罪不可測，不如加以隠瞞。黑子抱怨高允，你怎麼可以誘人於死！翟黑子見了太武帝，不說實話，太武帝很生氣，就把他殺了。同時，就叫高允做太子的老師。翟黑子為什麼不接受高允的建議，聽了別人的話，丟了性命？我們可以想像，高允對翟黑子說的話，意思不外敢做就要敢當，貪污納賄，罪不可免，只有哀求皇上，不敢再犯，或許可以得到皇上哀憐。臣下都怕這個聰明雄斷，果於殺戮的皇上，勸他不妨抱僥倖之心，若隠瞞得過，或可逃生，結果還是一死。
六、既信且貞，其殆聖乎
國史之獄，崔浩遭逮捕。太子請高允到東宮，留住一夜，次日一起入朝晉謁。到了宮門，太子對高允說：「見到皇上，我會說些話，如果皇上問你，你就依我所說。」高允問：「大概是什麼事呢？」太子說：「見到皇上就知道了。」太子見到了太武帝，說：「高允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出身不是大士族，不贊同崔浩的做法，請赦免他的死罪。」太武帝召見高允，問：「《國史》都是崔浩寫的嗎？」高允說：「〈太祖記〉早已有了，是以前的著作郎鄧淵寫的，〈先帝記〉及〈今上記〉是我與崔浩所寫。由於崔浩事情很多，只是總其大綱，裁其可否，至於執筆書寫，我比崔浩寫的要多。」太武帝很生氣，說：「你的罪比崔浩還大，怎麼可以不死！」。太子怕了，急忙緩頰說：「父皇不悅，天威震怒，高允小臣，嚇壞了，於是語無倫次。我以前問過他，《國史》都是崔浩所寫。」太武帝問高允：「太子說的，是實話嗎？」高允說：「我知道我的罪將致滅族，我不敢說不實的話。太子因為我陪他讀書了一段時日，可憐我的處境，想要幫我求得生路，其實他沒問過我，我也沒說過這種不實的話。」太武帝對著太子說：「誠實的人啊！這是一個人很難做到啊！而高允居然做到了！面臨命將不保，也不改變所說的話，這就是誠信；做臣子的不欺瞞君上，這就是忠貞！除了不再處他罪刑，還是表揚一番！」就把高允赦免了。
太武帝聽了高充的話，想到什麼？怎麼有一個人，大難臨頭，命將不保，仍然不改說過的話，這種人我好像沒見過，真是了不起！這是太武帝思慮明快，反應敏銳的充分表現；也是專注、自信的流露。太子求情打動不了父皇，但高允的正直表現，得到太武帝的肯定與稱贊。我們還可以看到，太武帝非常重視「誠信不欺」，也就把它與「忠貞」聯繫起來。
於是，刕把崔浩召來。太武帝問他話，崔浩惶恐不已，無法回答。高允則每件事都說得清清楚楚。太武帝就叫高允書寫詔令：誅崔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以至小吏，凡一百二十八人，都殺五族。高允以為不妥，執意不寫。太武帝命人催促，高允請求再見皇上，然後書寫。太武帝召見高允，高允說：「崔浩所做事，如果還有其他過錯，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只是依據事實，暴揚國惡，雖有觸犯，罪不至死。」太武帝很生氣，叫武士把高允扣押。太子又向父皇求情，太武帝回心轉意，釋放高允，還說：「如果沒有這個人，就會有幾千人死掉。」
六月，詔誅崔浩與清河崔氏同宗者，不論遠近；以及崔浩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族人也都不免。其餘涉案的只誅本人。下詔把崔浩放在檻內，送往城南，衛士就向崔浩身上小便，而且沿路大呼大叫，路上的人都見到了。宗欽臨刑，嘆了一口氣，說：「高允幾乎像是聖人啊！」
崔浩為什麼惶恐不已？因為他心中不安，心中何以不安？應該是做了什麼違逆的事吧。高允為什麼說得清楚楚，因為他感到修撰《國史》一切正常，據實而言，幾乎沒有任何差錯可以挑剔。他的心坦坦蕩蕩。
高允於生死交關，驚險渡過之後，又執意拂逆皇上旨意，不寫詔令。太武帝仔細想想，高允的話，很有道理，也就收縮刑罰，減少處死，挽回數千生命。而太武帝說的那句話，也多少表達對高允的謝意。相對而言，崔浩的表現，驚恐不已，惶惑不能言。而胡人對他的憤恨，更是表露無遺。何以如此？高允說：如果崔浩另有過錯，我不知道，但只是寫《國史》這件事，罪不致死。或許已透露「國史之獄」的真正原因，應該另有所在了。崔浩的作為，高允看在眼裡，崔門的萬世之禍，已是在劫難逃。而他有見識，有膽量的正直表現，沒有絲毫缺失，更挽救了幾千人命，讓人敬佩達於頂點。宗欽臨刑之言，或許也說出了許多人共同的心聲。
七、崔浩之罪，非關修史
有一天，太子責備高允，說：「每個人都應該了解自己的處境，知道該怎麼做。我想為你解脫死罪，已經說出口了，而你却不跟從。你說的話，把皇上激怒，每次想起，還是嚇得我的心逛跳不止。」高允說：「史書的用處，在於記載君主的善惡，給後來的人君參考，知道應該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如果國君知道做錯事的後果，做什麼事都謹慎小心。崔浩辜負了皇上對他的恩寵，處事為一己私欲，做了些不該做的事；用人依喜好與否，不管公平公正的原則，這是崔浩的過錯，應負的責任。至於書寫史書，不論朝廷政事，國家得失，大都合乎體例，沒什麼失誤。我與崔浩共同執筆，有責同負，有罪同擔，不應該有所差別。蒙殿下為了我的性命，一再出言維護，得以不死，我銘記在心。但違背個人良心，就是能夠得到赦免，也不是我所願意的。」太子聽了，十分感動，稱贊不已。高允後來對別人說：「我不遵從太子，不說他要我說的話，那是恐怕辜負翟黑子啊。」
太子冒著一定的風險，想為高允開脫，高允却不領情。太子只要想到當時情景，就心悸不已。高充感謝太子的心意，但不跟從；最後只以不能辜負翟黑子一句話，輕鬆帶過。這一幕固然生動感人，但似乎不是這段文本的閱讀重點所在。高允說：兩人共同修史，大都合乎體例，沒什麼失誤。胡三省在此處下一小注：「允言浩死非其罪。」意思是崔浩的死，非關修史。那麼，應該是什麼事呢？請想一想。
八、忠臣切諫，屏處而言
八年之後，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9），北魏已是太武帝之孫，高宗拓跋濬在位。高宗大起宮殿，中書侍郎高允進諫，以為建國已久，宮殿足供朝會、晏息之用。就是有所增添，也應該逐步修築，不可勞師動眾。如今當役者二萬人，供餉者倍之，共四萬人，如此巨大的勞力不致力於南畝，對於國家生產，必有影響。」高宗聽取了他的諫言。
高允見到朝廷有不妥的事，就請求晉見皇上，高宗支開左右，讓他暢所欲言。有時連日不出，群臣不知道他說些什麼。有時他說得痛切，高宗聽不下去，命人扶出，但始終對他很好。有的大臣上書言事，批評十分嚴苛，高宗對群臣說：「國君與父親是同樣的，父親有過，兒子不可以當著眾人，加以批評，而是在私室，無旁人處懇切進言，這是不要把父親的過錯讓外人知悉；至於對國君，也應如此。國君有過失，不能當面進諫，而是寫成文字，公開指責，就是想顯彰顯國君的過失，以炫耀自己的正直，這豈是忠臣應有的作為？像高允，真是忠臣，朕有過失，他必然當面指陳，有時頗嚴厲，朕都聽不下去。但是，朕知道自己過失，而天下不知道，這就是忠啊！」高允與北魏高宗君臣之間的關係，讓我想起三國時吳國顧雍與孫權之間，也有相似的情況。顧雍對於朝政或民間事務，有所建言，都是只讓孫權知道。若見納用，則歸功於孫權；若未蒙採納，則絕口不提。顧雍執政還有一些的傑出表現，例如他在朝廷有所陳述，合乎道理，堅持不已，但態度則相當溫和等等，王夫之《讀通鑑論》對顧雍極為稱贊：「三代以下之材，求為顧雍者鮮矣！」我們或可說，高允庶幾近之。
九、國之重臣，安於貧儉
同年（459），與高允一起入仕朝廷的人，如游雅等，都已升至大官、封侯，他們手下的吏，升至地方長官的，也有數十人了。只有高允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二十五年未曾升遷。高宗就對群臣說：「你們執弓佩劍在朕身旁，只是站著而已，沒有講過一句對我有益的話，只在等著我高興的時候，要升官，再加爵，如今都當了王公。高允只憑一枝筆，協助我們魏國幾十年，貢獻很多，還是一個郎，你們不感到慚愧嗎？」於是拜高允為中書令。
當時的北魏，百官沒有俸祿，高允出身貧寒，幾個兒子還要去斫柴。司徒陸麗對高宗說：「高允雖然深得陛下寵信，可是家裡很窮，窮到什麼家業都沒有。」高宗說：「你為什麼不早說？直到今天看到朕重用他，才說他很窮！」立即起駕親臨高允家。見到就是草屋幾間，床上蓋的是舊絮亂麻，身上穿的也是舊麻袍。廚房中只有鹽菜而已。高宗看了，歎息不已。立即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任命長子高悅為長樂太守，高允強烈表示不能接受，高宗不同意。高宗對高允十分敬重，經常只稱他令公，而不叫名字。
百官無俸祿，顯然其時北朝制度仍有缺陷，有待改進。但高允在朝任職已久，深得帝王信任，何以生活仍然如舊，未見絲毫改善？可見高允努力奉公，只想經世濟民，絕不求名逐利，這樣的人生態度源於儒墨的勤儉觀念。克勤克儉的傑出人物，歷代皆有，不獨北魏高允為然。
十、敷陳事理，矯矯風節
也是這一年（459）。游雅常說：「史書稱贊東漢卓茂、劉寬性情寬和，從不與人計較，有人不相信，認為不可能。我和高允交往四十年，從未見過他很高興或很生氣的樣子，才知道史書所記古人言行，都是真的。高允的心裡，什麼事都很明白，但講述起來，總是慢吞吞的，講不清楚。過去崔浩對我說：『高允很有才華，學問又好，是我們這一代的傑出人物，可惜外表看來，太不出色。』我很同意。到了崔浩得罪，開始只是小事，皇上指責，他嚇得要命，話都不出來，宗欽及其以下官員，也都害怕得面無人色。只有高允一個人，依據事理實，清楚陳述，分析是非，公正合理。非但說得明白，而且聲音宏亮，抑揚有致。連皇上都為之動容，聽的人無不信服且覺得精彩，這不是十分出色的表現嗎？後來宗愛用事，專擅朝政，威勢逼人，在朝堂召見百官，王公以下，都向他下拜。只有高允長揖而已。漢武帝時，衛青權大勢盛，他見汲黯，汲黯連床都沒下；高允長揖，可以比擬汲黯臥見，難道不是很有風骨的表現嗎？知人不易，過去我心中以為高允不出色，不夠帥，崔浩更是明白說出。知人真是不容易啊！難怪管仲要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高允有才華又博學，只是外表看來毫不出色，沒有氣勢，不夠帥；這裡寫的是白話文，取其意思，頗欠典雅。原文是「矯矯風節」，取自《漢書》：「賈生矯矯，弱冠登朝。」指賈誼有出眾之貌。「風節」，泛指風骨與氣節，也屬於表現出色的一面。
崔浩得罪，嚇得要命，高允何以講得清楚，因為他實際參與撰修國史，其中問題，處理經過，崔浩權責，實際作為，都舉例說明，講得合情合理。在這麼險惡的氣氛下，高允慷慨陳辭，讓朝廷對這件天大的事件有了完整的了解，連太武帝也被他的誠懇言辭所說服，其他人好像觀看了一幕精彩的演出，怎能不說是極其出色，很有風骨氣節的表現呢？所以游雅要說：知人不易啊！
十一、郡學之立，斯文復振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北魏聽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請，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就是這麼一條，有人讀了，頗有感慨，隨手寫下一段文字，說明北魏初立郡學的意義，他就是胡三省。錄於下：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秦雖焚書坑儒，齊、魯學者未嘗廢棄。漢文翁守蜀，起立學官，學比齊、魯。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則學官之立尚矣。此書魏初立郡學、置官及生員者，蓋悲五胡兵爭，不暇立學，魏起北荒，數世之後始及此；既悲之，猶幸斯文之墜地而復振也。
此時，魏初立郡學。可見中原地區文明衰頹，文化廢弛，乃是由於五胡雲擾，地方殘破，是一大悲哀。魏興以後好幾代才能立郡學，是在哀頹廢弛之後，得以振興，總是一件好事。胡三省此處悲憫的情懷以及慶幸的感覺，很值得我們體會與學習。
十二、小 結
《通鑑》所記高允事迹大致如上，我們可以見到北魏當時朝廷之中，足以與高允對照的人物，應是崔浩，但二人風格䢛異。崔浩才高識卓，俊秀瀟灑，出事之前，每一現身，光彩耀人，都是人們注目的焦點，當屬南北朝時期少數巨星之一。高允則否，眾人眼中，外表毫不出眾，即「所乏者，矯矯風節耳」；我們大概只能用《文選》中「曖曖內含光」，來描述高允給人的認識。
《魏書．高允傳》作者魏收在「史臣曰」寫道：「依仁遊藝，執義守哲，其司空高允乎？」我們知道，「依於仁，遊於藝」出於《論語》，已是至高的推崇。依於仁德，遊於諸藝之外，再加上堅持正義，遵循道理，應是無比的肯定。今人讀史，向古人學習。我們到了北朝，見到了的崔浩與高允，何人應是我們學習的對象？相信您一定可以作出妥適的選擇。
2022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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