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後大未來》Post Corona: from crisis to opportunity by
Scott Galloway 葉中仁譯
二、《後疫情時代》 COVID-19 The Great Reset by Klaus Schwab and Thierry Malleret 譯者：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
三、《凝視 約翰．伯格》A
Writer of Our Time: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Berger by
Joshua Sperling 林鶯譯
四、《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 by
Jonathan Kaufman 王聖棻、陳婉琪譯
一、《疫後大未來》Post Corona: from crisis to opportunity by Scott Galloway，葉中仁譯，遠流，2021年6月初版，同月三刷。
2020年8月，新冠肺炎疫情正是熾烈之時，美國紐紛大學商學院教授，也是一位在成功創業者，出版了這本論述疫後世界，如何從危機中找到轉機的書。也就是依藉對未來的期望，反省檢討目前情況，做好調整，迎接轉機的到來，擺脫失敗的今天，嬴取明天的勝利。作者把視野完全限於他所熟悉的美國商業活動，深入探討；雖說未能及於全球，但美國是今天世界獨強，必也影響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本書計五章，第一章，冠狀病毒與汰弱留強。因應疫情，旅遊業停擺，居家上班，電子業大盛，這些現象都在我們眼前。第二章，四巨頭。指亞瑪遜、蘋果、臉書和谷歌。四家公司在這段期間，獲利更豐，擴張至無處不在。作者也說：「科技業越大，問題越大。」例如：「在九○年代，比爾．蓋玆可以阻撓的是對手的試算表程式；如今，祖克柏影響的是總統大選。臉書不只是像微軟過去一樣，大肆掠奪美國企業的科技預算，它還破壞我們的私人生活和情緒穩定，以及民主制度的健全。」（頁100）第三章，其他破壞性的創業者。講的是一些獨角獸。老實說，這三章，我只是在看熱鬧，既無有關商業經營，公司管理的知識，也沒什麼興趣，自然看不到門道。第四章，高等教育。就有點意思了。一開始就指出高等教育的破壞性，指數已經破表。「過去四十年，大學學費增加1400％。在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初，我在洛杉磯加大，讀了五年的大學、在柏克萊加大還讀了兩年商學院，整整七年的學費是一萬美元。時至今日，這還不夠上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的兩堂課（一萬四千美元）。」（頁183）他也直言，「我們喜歡把教育當成提供平等機會的『矯直器』，不過教育實際上已經成一套種姓制度、一個把特權傳遞給下一代的管道。」（頁189）作者談了一些目前存在的問題，最後提出「我的建議」，該做的事，如：增設公立學校、對私立學校徵稅、開辦免費大學及服務性課程，以及德國式的職訓體系，等等。不該提供免費大學，它會進一步將窮人手上的錢財轉移給富人，但大學的學費必須讓人能夠負擔。我的讀後感想是，作者實用主義的傾向非常明顯，受教育的目的，在於能有一份好工作，一分收入豐富工作，這與人文主義的教育目標，頗有距離。
第五章，共富社會。應該是對當前情況的檢討，以及疫後未來的展望，也是全書重點所在。作者在開頭就擺出了肯定政府作為的立場。他說：「過去四十年來，美國對私人企業，以及它靠著掏空政府的機構、詆毀公務人員所創造的財富，懷抱著偶像式的崇拜。等到病毒一入侵美國，就發現這裡正是最適合的散播的社會。相對於美國擁有的財富與力量，美國人處理這一代的挑戰表現是全世界最糟的。……簡言之，必須認真看待政府，視之為可敬的、必要的、崇高的機構。如此一來，才能重新認真看待資本主義，把它當成具有活力、有時殘酷，但是具有生產力，可以改善生活的一套制度。」（頁215）不能依靠「市場」，必須肯定「政府」的重要，在經濟學家約瑟夫．史迪格里玆的書中，也可以看到。
任何留意美國社會的人都會發現沉痾所在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產階級逐漸消減。作者寫道：「有錢階級過去幾十年來飛黃騰達，猶如爆炸的超新星。有一些叫人震撼的數據：在全美頂端0．1％的人擁有比底層80％的人更多的財富；全美最有錢的三個人，比底層50％的人總和的財富還多。」（頁234）作者認為，目前疫情嚴重，政府應急措施的次序應是：「重點應該放在保護那些陷入風險的人們，優先順序應該是：保護人，而不是保護工作；保護工作，而不是保護企業；保護企業，而不是保護股東。」（頁270）
疫情會過去嗎？未來應該如何是好？作者對美國像是種姓制度的現況，批評相當尖銳。最後還是樂觀的，因為情況是可以改變的。全書最後一句，作者說：「所有人類的歷史，以及人類的未來，都是我們的。共富社會（commonwealth）並非而來憑空而來，而是經過一番塑造。我們選擇了現在這條路----沒有什麼趨勢是永久的，也沒有趨勢是不可能惡化、或不可能加以修正的。」（頁280）
作者不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父親從英國海軍退役，受不了祖父的霸淩，隻身赴美，尋求新生活。母親也是，父母雙亡，她將弟妹安排在孤兒院，帶了一百英鎊，奔向美國。後來父母離異，幼年的他跟著母親，過著節据的生活。進入加大，也讀了商學院，像他這樣的背景，能夠力爭上游，出人頭地，有所成就，也只是過去時代的故事。他看到當今美國出現了種姓制度，怎能不感慨萬千。他著書立說呼籲打造共富社會，也許那也只是一個「高貴的夢」罷了。
這本書內容豐富，立意善良，筆法風趣幽默，相當好看。書背介紹此書有云：「蓋洛威招牌式幽默和敏銳洞察力，不時發出正義怒吼，對『後疫情時代』提出警示和希望，深盼危機帶來轉機。」這樣的介紹，可說扼要中肯。至於「招牌式幽默」，可舉一例：「企業視角下的疫情發展是：1、坐困在家；2、Netflix；3、開始厭惡我的配偶；4、開始厭惡我的子女；5、在三十天內，人們幫助貝佐斯付清他的離婚贍養費。」（頁111）
此外，作書中只提到他是交稅的千萬大戶，從未提及他在商場上的輝煌戰績。反而說到2019年，他公開說，特斯拉的股價將從三百元跌至一百元，但2020年初，升到了四百五十元，八月超過千元。再如，網飛，他在2011年時，以十二美元買了很多，但以十美元賣出交稅，再也沒有回購。寫此書時，價已超過五百美元。他寫這些些，可以說是他對自己說的話，很有信心的一種表現。
本書作者施瓦布是德國人，著名經濟學者，也是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兼執行主席。本書寫成於2020年6月，由北京辦事處譯出，可見多少帶有論壇官方觀點的意味。
序言中說道：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讓我們驚覺2020年以前世界已經成為歷史，我們應該嘗試闡述未來可能的變化，盡力描繪一個更理想、更可持續的世界樣貌。也就是說，我們經歷過去從未想像過的變化，更應該注意疫情之後世界將會如何。
從宏觀談起，先說概念架構，二十一世紀呈現出哪些特點：一、相互依賴。新加坡學者馬凱碩用一個譬喻說明今天的世界，人們不是住在一百多艘各自的船上，而是住在一艘有一百九十三個艙房的大船上。所以，我們必須同舟共濟，共渡難關。二、瞬息萬變。科技發展，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讓世界變化愈來愈快，就像海明威小說《妾似朝陽又照君》中，描述破產的速度：「先是每況愈下，然後一瀉千里。」它的後果是，決策掌握的信息更多，但決策的時間更少。三、錯綜複雜。亞美尼亞總統是量子物理學家，他指出牛頓以來的古典物理學以綫性、可預測與某種程度確定性為特徵，而今天則是量子世界，高度互聯性，不確定性與複雜性為特徵。本書作者 說：「新冠疫情的爆發，使量子世界的特點暴露無遺。」我想到前時曾推薦過的《沙灘上的薛丁格》這本科普小書，提供我們對量子力學的某些基本認識。
從世界經論壇的角度觀看這場畫時代的大變動，當然以經濟問題為重心所在。我摘述書中要點，希望能夠呈現他們的論述重點。作者比較大流行病與大規模戰爭在經濟上的影響。認為：大流行病使實際利率降低，經濟活動低迷；戰爭促使實際利率升高，引發更多經濟活動。當然，戰爭造成巨大生命損失，處理疫情遇到生命還是生計孰重的選擇時，作者指出這是一個錯誤的命題，因為放棄生命不會改善經濟狀況，他從供給方面與需求方面，加以論證。
關於未來經濟增長，作者深盼各國的決策者應該優先考慮地球的健康狀況以及所有人民的福祉。關於未來發展的指標，他認為：GDP本身應該更新，改善收益分配及機會取得，十分關鍵；也應重視長期被忽視的家庭勞動價值；至於某些金融產品不應加入GDP，因為它僅是價值的轉移，甚至會破壞價值創造。關於市場，作者認於政府應該干預，因為政府應該思考市場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將公共政策，激勵措施與創新能力相結合，實現更加包容，又可持續繁榮的經濟活動。他也說到美元的命運，指出許多國家想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都沒有可能，中國人民幣不可能，歐元也不可能。可能會撼動美元地位的，只有未來的「數字貨幣」。
至於社會重構，作者的論述除了財富重新分配之外，也注意到了另外幾個重點，如：疫情敲響了新自由主義的喪鐘。新自由主義含有一套思想與政策，重點在於提倡競爭，忽視團結，強調創造性破壞，反對政府干預；推崇經濟增長，抑制社會福利。作者也提到，多年來，新自由主義一直在衰落，人們批評它是「市場拜物教」，給他致命一擊的是新冠疫情，最熱衷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政策的美國和英國，防疫表現是差，絕非巧合。再如：大政府的回歸。因為疫情讓政府變得重要；不只重要，而且是至關重要。不論是提供醫療服務，或是財政救濟政策，如紓困辦法等，政府能否切實做到，直接關乎人民的生與死。又如：重塑社會契約。共同重塑社會契約很重要，因為通過眼前的艱巨挑戰，更應為未來播下希望的種子。作者引用亨利．季辛吉的話：「領導者面臨的歷史性挑戰在於，要在管理危機的同時，締造未來。如果失敗，世界將面目全非。」也引用了《紐約時報》刊載一名大三學生的話：「年輕人非常渴望深刻的社會變革，因為我們看到的前方道路已經支離破碎。」
凱洛威在《疫後大未來》中，也談到政府功能在資本主義政商勾結下，大為削弱，時至今日必認清此一弊病，政府應有的職能不容挑戰。想到前時看過一篇網文，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所寫，強調市揚功能，批評政府干涉，感到真是還在過去，有點落伍了。
關於地緣政治方面，作者重點有三：一、全球化趨緩，化之以區域化。二、全球治理，國際合作；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無人掌舵的世界。三、中美對抗，沒有贏家。作者也談到了脆弱國家與失敗國家，主要是疫情下的非洲國家。
有一章，專門討論環境重建，談到氣候變化，生態系統破壞與大流行病之間異同，舉出了五項特徵，也作了兩項進一步分析。作者也談到新冠病毒的起源，他是這樣說的：「目前，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已經表示，實際上正因為人類活動破壞了生物多樣性，才導致產生了新冠病毒這類新毒。」（頁109）又說：「醫學界和社會公眾已經達成共識是，空氣污染暴露水平和新冠病毒感染概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而當病毒真正來襲的時候，結果就會更加糟糕。」（頁111）當然也會談聽炭排放。作者希望疫情期間，居家辦公，減少通勤，步行或騎單車，不再開車，在附近游玩等，均有清潔空氣的良好效果，疫情之後，仍應保持。
談技術的重構，主要是數字化轉型由於居家而加快了，至於監管方面，作者引用了斯賓諾䒚的話：「如果沒有希望，就不會有恐懼；如果沒有恐懼，就不會有希望。」
至於微觀趨勢，則是與數字、網路相關的企業，乘著疫情大發利市。像ZOOM公司市值達到700億美元，超過任何一家美國的航空公司。也可以看到有些行業難以支持，必須求助政府，政府與企業間如何共同面對才是合理，作者舉德國漢薩航空公司得到政府緊急援助，條件是公司必須限制高管薪酬，並承諾不進行設票分紅。本章還談到了E（環）、S（社會）與G（治理），實施此策略的企業，全面了解風險管理，也就更有韌性。因之，世界面臨宏觀風險越多，就越有必要實行利益相同者理念與ESG戰略。
作者也談到了人性本善，還是本惡的問題。答案是：「疫情中，人們反應有了根本性改變，所有人都意識到若不通力合作，我們難以應付共同面對的全球挑戰，簡言之，若不協力解決生存危機，我們必將走向末路。因此，我們別無他法，只能召喚出我們天性中的善良天使」（頁190）當然也談到道德問題，強調道德的重要。
本書最後一章，「人生重要事項的變化」，談到時間，要珍惜，也要善用；談到消費，應節儉，勿炫富。還講到自然與健康，強調疫情讓我們知道，面臨種種疾病，大自然是最好的解藥。多接觸大自然，沐浴布森林樹木的酚多精中，做些適量運動，必然有益身心。
在結論中，作者把疫病流行的前後作一對比，在疫情面前，各種失敗和裂痕一覽無遺，迫使我們必須慎思熟慮，有所興革，加快脚步，對於無效的理念、制度，指出其缺點與失誤，修正調整，興利去弊，以適應當前和未來的需要。作者最後寫道：「世界各地紛紛要求建設美好的未來，並呼籲建立新經濟制度，摒棄唯GDP論，真正重視人類共同的福祉。」
本書與《疫後大未來》都在疫情方熾之時，討論疫後的世界應該如何規畫，方能給人們一個較為美好的未來。他們著手之處相同，都是對當今世界的不公不義，痛加針砭，尤其重視貧富懸殊造成的畸形社會，必須改革。政府更需回歸正途，發揮力量，為締造「共富社會」面盡力。不同之處在於《疫後大未來》只談美國，本書放眼全球，前書為個人觀點，本書多少具有機構報告性質。但本書提及海明威、斯賓諾薩，甚至莎士比亞、普希金，不無人文氣息；前書於人文情懷方面，似較欠缺。
偶爾買錯，得見此書，頗可一讀。2021年10月20日記
三、《凝視 約翰．伯格》A
Writer of Our Time: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Berger by
Joshua Sperling 林鶯譯，時報，2021年1月。
談起約翰．伯格，許多朋友都聽過，也知道他的書：《觀看的方式》。但進一步問：書中的主要觀點是什麼，大都回答不出來，我也是如此，看過但全無印象，另外還買了幾本，也都翻過，也都沒什麼印象。何以如此？主要是對這位人物仍然陌生，也就只能記得人名和書名了。
約翰．伯格名聲響亮，我們應該認識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讓我們聚精會神，好好看看這個人，看他怎麼生活，如何從事各種創作，成為記錄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作家。感謝本書撰者約書亞．史柏林，帶我們凝視他的生活與作品。
這是一本不容易讀的書，因為撰者不只是告訴我們約翰．伯格在哪一年，什麼地方寫下了怎樣的書，創作了怎樣的成果，加以簡單介紹。撰者選擇了另一個叙事方向，對於伯格的每一件作品，不論是書，記錄片，或是電影，討論頗為深細，從藝術、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等角度切入剖析，為這件作品定位，進而論述它的成就與意義。所以，我們讀到許許多多的人名，大都是現代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像是班雅明、盧卡奇、䈓蘭西等等，以及他們的代表著作。現今研究伯格的書，也一併介紹。
再說，撰者的書寫，是將文本作者與時代精神、文化特點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盡量呈現出來。所以，每一個段落都不是平舖直叙，而是分析論證。對於讀者，若非認真細讀，無法理解體會。當然，認真細讀不容易，更不是輕鬆的事。用一種賞玩有趣讀物的悠閒心情，是無法進入撰者建構起來，以伯格為中心的那個世界。所以，如果將它列為讀課外閱讀書籍，將是一項有難度的挑戰。
難度來自伯格本人，無疑他是天才，出身英國中產階級家庭，却不肯走經由寄宿名校到牛津、劍橋，這條平步青雲的道路。而是輟學，進入藝術學校，畢業後，創作成績平平，却在藝術評論方面大放異彩，年未三十，已馳名遠近。他是早慧的學習者，從小喜歡閱讀。哈代、狄更斯、莫泊桑、契訶夫、海明威之外，十四歲讀喬伊斯的《尤里西斯》，父親很生氣，把書鎖進保險櫃，他更生氣，畫了一幅惡魔的大畫像，說是他父親。我們知道，喬伊斯的《尤里西斯》典故很多，有名的難讀，他十四歲就非常喜歡，只能說是天才的表現。
伯格最為人注意的身份，不是藝術批評家，而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是終身服膺馬克思的左派人士，但始終未加入共產黨。這在美國不可思議，連社會主義都不能見容，遑論馬克思主義。但在英國却非如此，自認是馬克思信徒的大學者，比比皆是。近代著名的大歷史家，如E. P. 湯姆森、艾瑞克．霍布斯邦，都是。附帶一提，霍布斯邦的自傳Interesting Times《趣味橫生的時光》，非常精彩。伯格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在左派刊物上發表文章，評論藝術作品，站在寫實主義立場，抗拒方興未艾的現代主義，讓他聲名鵲起。
1956年，蘇聯坦克開進匈牙利，西方世界馬克思主義者處境艱難。像沙持就說沒有刺刀尖下的社會主義，許多親共大士也都轉身背離。伯格未作任何表示，當然壓力也是巨大的，終於在1962年，決定永久離開英國，移住歐洲。這是他一生最為關鍵的決定，其次就是十六歲輟學，進入藝術學校。伯格三十歲時出版了第一本小說《我們這個時代的畫家》，虛構故事的主角，已決定離開英國。小說銷路不佳，有其商業與政治的理由，後來一再重印，找來了新讀者。
60年代的大變動，文化上，從印刷到電子，書寫到視覺，古典到搖滾；政治上，古巴革命，剛果解放，阿爾及利亞獨立；加上西方的反文化，東方的文化解凍，南方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讓伯格看到區隔現在與過去的歷史冰河正在融解，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正在眼前，他在藝術上回歸了現代主義。他的重點在於從現代藝術進入，探索其意義，引出對整個時代的深刻見解。當然，重點仍在現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著怎樣的關係。
1962年，伯格到了日內瓦，認識了攝影師摩爾，合作了三本書。分別是《幸運者》1967年，主題是鄉村醫生；《第七人》1975年，講移工；《另外一種影像故事》1982年，描述山區農民。由摩爾拍照，伯格書寫而成的圖像--文字作品。第一本很成功，但《第七人》在商業上失敗了，伯格却始終認為是他最為驕傲的作品。我們今天生活在移工遍布全球的時代，須知移工血淚早已遍灑各地，只是少有人關懷他們的困頓哀愁。
1971年，伯格的《觀看的方式》出版，第一刷一個月內售完，兩個月賣了六萬本。同年，他費時五年寫成的小說《G.》得到英國文學重要的布克獎，當然掀起了軒然大波，怎麼可以頒給馬克思主義者！況且，他宣布將獎金一半捐倫敦的黑豹黨，表示團結一致的立場，更是引起保守派的憤怒。他在領獎時說：
小說家關心個人命運和歷史命運之間的交互作用。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命運逐漸清晰。受壓迫的人打破了壓迫者在我們心裡建築起來的沉默之牆。在他們反抗剝削和新殖民主義的鬥爭中──然而只有透過和憑藉共同的鬥爭----奴隸和奴隸主的後代是有可能再度驚奇地盼望彼此是潛在平等對手而互相接近。（頁190）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基本立場，未曾改變。
1972年，伯格聲名達到最高峰。至於《G.》是一本怎樣的書，請讀本書撰者的論述。我驚訝的是怎麼從未聽聞有這麼一本得布克獎的小說，只能說孤陋寡聞了。這段期間，伯格應該得益於他的第三任妻子安娜．巴斯塔克，撰者說：「她是伯格蛻變的秘密核心，如同輪軸的軸心。」又說：「西方思想中有一悠久而不幸的傳統，那就是聰慧的女性讓自己知識上的野心從屬於她的丈夫，伯格與安娜．巴斯塔克如何在知識上分工，我們只能猜測，無法否認的是伯格在塑造歐洲身份認同時，她的影響與支持非常關鍵。那是由於她的譯作與博學將諾亞利斯、黑格爾、海德格融入伯格的觀念裡，讓他的觀看與書寫，帶有歐洲思想的色彩。」（頁122）
1971年，伯格與瑞士電影製片人譚納合作，前後完成了三部電影：《蠑螈》1971，《世界的中央》1974，《約拿已經二十五歲了》1976。從他們的電影可以看到歐左翼一片混亂中的可能方向，衝突的熱情會朝向何處。伯格不再用冷靜和雪亮的眼睛觀看世界，而是透過他所謂「愛的同理心」觀看，個人和歷史交織在悲劇裡，但是，藝術品透過時間的考驗而存在，可以散發出希望。電影得到影評䜠賞，《約拿》在歐洲、北美放映時間意外長久。撰者說：「伯格譚納似乎已完成了不可能的事，把一個世代殘留的憂鬱和遺憾，轉化成安靜的肯定與決心。」（頁238）但也令某些左派人士尷尬與不滿，左翼在立場上出現分裂。有人指出：這部影片不是為左派拍攝，而是給一般大眾看的，訴求在大多數人身上發生革命。
1978年，伯格撰寫知性散文，表示最終拒絕了意識形態。書中第七章「超越意識形態」大量篇幅用於分析探討《觀看的方式》的種種面向。第八章，也就是最後一章「山谷的樣貌」描述伯格投入勞動，身體力行之外，也成了說故事的人，寫了農民小說：《豬大地》與《歐羅巴往事》。撰者說：「伯格痛恨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切斷了人類生活跟土地、跟過去、跟勞動、跟傳統、跟記憶和倫理的聯絡。」（頁291）
伯格逝世於於2017年，本書撰者綜論他的一生，寫道：「這位從1970年代文化戰爭中崛起的人物，界定他作家身分的比較不是他反對什麼，而是他熱愛什麼。身為說故事的人和哲學家，他最後擁有了磐石般的信念，認定我們感官愉悅和共同體的生活具有救贖的政治價值，而且相信面對物質界一些微小細節產生的驚奇感會以某種方式引領我們回歸，讓我們更深刻認知我們正在共同前往的地方。」（頁296）
本書撰者約書亞．史柏林通過一位人物----約翰．伯格，映示了一個時代，一種文化，一份遺產。他從不同角度入手，政治、哲學、社會、權力、心理等等方面都作了深刻而又精細的論述。我們閱讀之時，頗費腦力，獲取新知之餘，也多少會興起見賢思齊的念頭，對於自己探討的問題，盡可能蒐集有關信息，仔細思辨，力求精闢。
我對本書撰者十分佩服，在書中，他講到了自己如何走向約翰．伯格，開始對他的凝視。他是這麼說的：
我第一次發現約翰．伯格的著作是我二十二歲時，我在大學唸的是物理，不過等我畢業時我就知道自己不會成為科學家了。我花了一年時間存錢，然後去旅行，在印度和尼泊爾待了好幾個月的漫長旅程中，我在加德滿都「怪胎街」附近的二手書店買了《影像的閱讀》。
在伯格的文章裡我找到了觀看世界的方式，和我在課堂上學到的一切都不一樣。那是一種書寫、思考，以及----我推斷，生活的方式，在心智的殫精竭慮和經驗的隨手捻來，或確切地說，脚踏實地間，看不見任何矛盾。他的散文有一發自肺腑的力量，既形而上，又有血有肉，十足感官却不沉溺。……在伯格身上，我發現天文學家和看星星的人同時存在。」（頁33-34）
本書譯林鶯，在出現的每一位人物之後，緊接寫下譯註，略作介紹，極便閱讀。她的中文也十分優秀，把一定難度的內容，譯得明白曉暢，去除了閱讀的障礙，也是要感謝的。
OB短評 2021年11月4日記
四、《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 by
Jonathan Kaufman 王聖棻、陳婉琪譯，野人出版，2021年5月。
這是一本講清末至今，上海與香港兩個猶太家族的興衰故事。猶太人何時到中國？據陳垣在〈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一文，依明代遺留的碑文考證，認為應在宋代。猶太人所建之寺，或名清真寺，但碑中明言與伊斯蘭有異，當時人們常稱之於挑筋教，即將兩者有所區別。至清末，開封尚有教民八家二百餘人；民國四年，陳垣親自探訪，僅餘一百二十人。本書中屢次言及開封猶太人，皆指此輩，然未加詳述。
清末來華之兩大家族，沙遜與嘉道理，都是原居巴格達的猶太人，從事商業活動，兩家且有遠親關係，而沙遜一家尤為富裕。沙遜由於當地統治者腐敗，不時勒索，決意分散，東行者先至印度孟買，尋找商機，發現中國吸食鴉片者甚眾，遂從印度大量走私至廣州。英法聯軍之役，清廷戰敗，所簽條約將鴉片合法化，沙遜家族更將鴉片市場拓至馬可波羅遊杭州時不屑一顧的上海。此時處地利之便的上海，快速興起，老沙遜派其次子前往經營，成立沙遜商行，成效卓著，且與先至此地的怡和商行合組「香港上海銀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也就是今天「匯豐銀行」的前身。有了可以調度資金的銀行，他們在各方面的生意更加興隆。上海沙遜商行的業績，顯然已超過巴格達與孟買了。鴉片被禁之後，沙遜商行投資房地產與工厰，累積了更多的財富，華懋飯店也就是今天的和平飯店，就是他們興建的。
老嘉道理原在巴格達經營貸款給牧羊人的事業，生活還算優裕，死後留下只有十幾歲的五子一女，母親決定將他們送至沙遜經營的學校學習，將來也可以在沙遜機構工作。最小的兒子十五歲的埃利派到上海，學習勤奮，精明能幹，表現傑出，但不認同沙遜的唯利是圖，辭職回到香港，從股票經紀人做起，賺了一些錢，又與本地富商何東結合投資新興的電力公司，以及供外商住宿的飯店。他三十二歲時，娶了倫敦猶太富家小姐，生了兩個兒子羅蘭士與賀理士。兄弟二人將嘉道理家的事業發揚光大。相對而言，老沙遜諸子不合，後來只有維克多一人占了一些篇幅，其他已經不值多提了。兩大家族的興盛與衰落，在上海與香港兩地演出，就是本書的主要內容。
全書有四個明顯的時間段落：清末民初、日本佔領、中共初期與改革開放。清末，外國人初到上海，除了商機無限，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臭與髒。他們合力將黃浦江沿岸的沼澤地開發出來，就是今天的外灘，修建了如華懋飯店之類的宏偉建築，以及「中國人與狗不准進入的」公園。
日本佔領時期頭等大事，就是難民的收容。納粹殺害猶太人，許多德、奧的猶太人經由我國駐維也納使館何鳳山領事手中，拿到了去中國上海的簽證。前來上海避難的就有一萬八千人之多，沙遜與嘉道理兩家都盡力照顧。1979年，美國財政部長麥可．布魯門塔爾因公到北京，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因為他就是那時的難民，從鄰居學了當地的語言。猶太商人與日本佔領者之間的交往也有所提及。1945年日本投降，這一萬多人幾乎全都走了，他們去了以色列、巴勒斯坦、澳大利亞與美國等地，只留下很少數的老者。在香港，猶太人在日本佔領者監管之下，大家想到香港的未來，紛紛為之籌畫。
中共初期，國內運動不停，三反五反、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致使工商經濟幾乎停滯，上海一片死寂。香港乘之而起，更加昌盛；嘉道理儼然香江首富，民間更以「九龍王」稱之，著名的半島酒店，就是他們的產業。
改革開放，羅蘭士．嘉道理頗受禮遇，鄧小平親自接見。開放成效，有目共睹，就上海而言，作者這麼寫的：「從歷史角度來看，今天的上海或許正是人們所期待的。一九三○年代，上海的摩天大樓比大多數的美國城市還多；如今世界最高的十棟建築之中，就有三棟位於這座城市未來主義天際線上。」又說：「沙遜和嘉道理是上海第一批億萬富翁，如今上海有三百個億萬富翁，都是中國人。」（頁262）可以說，那個國際化，精明老練的上海又回來了。
本書的最後一節，作者問：「嘉道理沙遜這兩個家族，對中國有什麼意義？關於中國的未來，上海的過去告訴我們什麼？」玆將作者回答的要義略摘於下：「這兩個家族都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受益者，鴉片貿易是沙遜家族的財富基石，但也毀掉了幾百萬人的生活；沙遜和嘉道理的富有，建立在低薪和不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兩個家族利用了上海，但他們也燃起一場經濟大爆發，吸引了榮氏家族和其他數百萬人到這個城市追尋創業夢。改變上海的是中國人，但幫忙點燃引線的是沙遜和嘉道理家族。羅蘭士稱，他和沙遜家族的人也是第一批全球主義者，他們的經歷預示全球化將在未來數十年內帶來諸多問題和憤怒。沙遜和嘉道理家族是優秀的商人，卻常常是拙劣的政客。維克多．沙遜在拖延日本人以及保護一萬八千難民的精采作為，是他一生的道德巔峰，但永遠無法將同樣的同理心延伸到中國人身上。相較之下，嘉道理對慈善事業的支持，創立農業輔助會，這個家族更適應中國的政治和需求；羅蘭士和賀理士拒絕完全放棄中國，他們的承諾為家族、上海和香港都帶來了回饋。」（頁263）
這是一本僅二百七十二頁的小書，但內容豐富，可知作者文字精簡，要言不繁，而且頗為生動，讀來有趣，尤其是許多精采的小故事。作者偶爾略作評述，也都精要隽永。如沙遜家族經由鴉片賺得巨大財富的那篇，小結是巴爾札克的話：「每一筆巨大的財富背後，都隠藏著犯罪。」（頁66）在共產黨進入上海前夕，作者藉羅蘭士的話指出：「上海的那些有錢有勢的外國富翁錯了，他們忽視了上海居民的痛苦，忽視了推動革命的經濟嚴重不平等。」（頁212）其實，這類點評隨處可見。
1988年，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初訪上海。此後每年都會因為這個原因，那個機會能夠再到上海，眼見三十年來上海翻天地的巨大變化。讀到書中史廸威於一九二○年代初到上海，從飯店窗中看出去，就像費城。然後走到街上，突然置身狹窄的小巷，處處充滿喧鬧、擁擠、氣味、和永無休止的人聲，生意人在叫賣、討價還價、高聲咒罵和警告，用呼喊、唱小調、搖鈴或打響板的之方式叫賣貨物。他在日記裡對中國人的活力讚嘆不已：「只要方向正確，四億個有工作力和製造力的人口將會占據主導地位，我們最好和他們站在一起。」（頁94）讀來感受尤其深刻，身為旁觀者，目睹歷史上絕少看到的快速進步，贊嘆之餘，也不無感慨。
高中老同學夫人賀俊雲女士推薦。他們夫婦現居上海，任職於外商公司。
2021年11月27日記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