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末年，六鎮起事，爾朱榮肆虐，殘殺朝士，致使中原大亂，魏分西、東。關中的宇文泰面對太行山以東的高歡，形勢、實力各方面都大為不如。就文化方面言，陳寅恪說：「魏孝文以來之洛陽及洛陽之繼承者鄴都之典章制度，亦豈荒殘僻陋之關隴所可相比。」如果，我們觀看正史〈儒林傳〉，作一對比，或可為陳寅恪的此一論斷，聊添佐證。
《周書．儒林傳》唯記六位儒者，大名是：盧誕、盧光、沈重、樊深、熊安生與樂遜。謹記〈儒林傳〉中傳主關於儒學的文字於下：
盧誕，年幼聰明，讀了很多書，文章也寫得好。長大後，歷任官職，魏帝聘他担任諸子的老師, 也很滿意，拜為國子祭酒。
盧光，性格溫和謹慎，讀書很多，精於《三禮》，善於陰陽，理解音律；又好老莊學說，對佛教可謂至誠信服，撰有《道德經章句》，行於世。
沈重，年幼聰明，領悟力高，與一般小孩不同。長大後，專心研讀儒家典籍，不遠千里從師求學，也就博覽群書。尤其對《詩經》、《三禮》以及《左傳》很有心得。這時南朝的梁武帝尊重學官，崇揚儒教，就任他為《五經》博士。後來，江陵的梁元帝即位，派人把他迎到西梁。江陵被北周征服，立蕭詧為梁主，他就留下侍奉，蕭詧令沈重於合歡殿講《周禮》。周太祖宇文泰知道他經學造詣深厚，品端行正，派人把他接到京師，詔令討論《五經》，校定鐘律。又在紫極殿講三教義理，前來聽講的朝士、儒生、桑門、道士有二千餘人。沈重講得非常好，不論重點、義理、辯難、修辭，都清晰優雅，眾人折服，儒者尤其推崇。多年後，沈重以在關中時日已久，而且年事已高，請准予返回梁朝；周高祖，即周武帝起先不允，他再三懇請，終獲應允，並派人護送。沈重學識淵博，是當世儒宗。他也兼通陰陽圖緯之學，熟悉道家與佛教的經典，而且可以參綜論述。著述行於世的，有：《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一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少有孝行，成年好學，揹著書到外地從師求學，研習《五經》，非常用功。魏分西東，樊、王兩家支持西魏，遭東魏誅殺，他的父親、叔父都遇害，他就改易姓名，在山西汾、晉一帶遊學，學習天文、曆算等等。為人所告，被捕，因略有名氣，有人幫助，得以逃脫。周太祖宇文泰平河東，樊深先在大臣家中教授子弟，後至朝廷任職。宇文泰置東學館，教諸將子弟，以他為博士。樊深講課，多引漢、魏以來各家學說，學生基礎不足，不能領悟，多說聽不懂。但儒者還是稱許他所知廣博，十分推崇。他很用功，至老不懈。樊深既專研經學，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這類書。學問雖然淵博，口才不好，講不清楚，所以，當時名聲不是很好。他撰有：《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七經異同說》三卷、《義綱略論》并《目錄》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熊安生，年少好學，非常用功，最初從師讀《春秋三傳》，《周禮》都能掌握大義。後來跟徐遵明讀書好些年，博通《五經》，并專以《三禮》開課授徒，弟子來自遠方的，有千餘人。他也討論圖書讖緯之學，講述一些儒生不談的奇聞異事，都能講出一些道理。當時北周朝廷倡行《周禮》，公卿都讀《周禮》，但講解不通的就有幾十條。北周與北齊通好，北周派尹公正使齊，與齊人談《周禮》，齊人也不懂，就派熊安生到賓館與尹公正討論。尹公正所疑惑不解的，熊安生一一直探根本，解釋說明，尹公正渙然冰釋，佩服不已。回國後向周武帝報告，周武帝也大為欽佩。周武帝攻進鄴城，熊安生叫家人打掃門戶，家人奇怪，安生說：「周朝皇帝重道尊儒，一定會來見我。」不久，周武帝來了，不讓安生下拜，還親自牽著他的手，一起坐著說話。熊安生是一代儒宗，跟他讀書，有名氣的儒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安生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四十卷、《孝經義疏》一卷，都行於世。
樂遜，年幼表現不凡，年長聽說徐遵明的名氣，前往學習《孝經》、《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等各經大義。當時中原動亂，樂遜仍然苦讀不已。周太祖（宇文泰）盛選賢良，樂遜得到多人保薦，至朝廷任官，宇文泰又召他教授諸子。樂遜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注《左傳》。後來也頻頻講述經學，訓導有方，成效佳良。武成六年，以霖雨不止，詔百官上書言事。樂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中五條切於政事，〈儒林傳〉略作記載，舉其名目為：其一，崇治方；其二，少造作；其三，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樂遜性格溫柔謹慎，不事交游，立身以忠信為本，不矜持，不做作，不誇耀，名聲很好。著作有：《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十餘篇。又有《春秋序義》，義理、文辭都好。
這是《周書．儒林傳》記載的主要內容。我們可以看到北周儒學的一般情況，或可約略一談。
首先，我們注意到，這六位儒者，沒有一位是關中人士，也就是關中本地的儒學基礎有欠深厚，甚至可說相當薄弱。
其次，六位學者之中，最重要的無疑應是沈重與熊安生。一位來自南方梁朝，另一位來自山東北齊。皮錫瑞《經學歷史》引《北史．儒林傳》：「周文（即宇文泰）受命，雅重經典；……明皇（即宇文毓，泰之長子）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徵沈重於荊南，…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可知《周書．儒林傳》之光彩，端賴外來學者之表現，北周舉國上下，可謂都在學習階段。
第三，沈、熊兩位皆為一代儒宗，固應名列儒林傳；樊深專研儒學，又兼習史學與陰陽卜筮，學問淵博，儘管口才不好，學生聽不㯵，名聲欠佳，仍可列名； 樂遜著作雖然不多，但立身忠信，關心時政，名聲很好，亦可列名。至於盧誕，未見教學成效，亦無著作；盧光，喜好老莊、佛道，看來儒學並非真心敬服的學問。二盧列名儒林，不無充數之嫌。
最後，我們在北方儒者身上可以見到一個巨大的身影，那就是徐遵明的學問與教學。六位儒者之中，一位身處南方，一位身處亂世，兩位學問較弱，餘下兩位，熊安生與樂遜，均為徐遵明弟子。徐遵明何以會有若大的影響，當與他的為學之方有關。《魏書．儒林傳》記徐遵明求學之時與田猛略的談話，可以見到端倪。「猛略謂遵明：『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我們可以試問：為什麼「心」是真師所在？為什麼徐遵明此後只去找藏有典籍的老師求學，自己苦讀，不再聽講？我們試圖進入當時情景，似乎看到呈現的畫面，感到人物內心的悸動，應可知悉典籍上的義理，若能參照先賢注解，只要專心一致，苦思㝠索，必能有所體悟。唯有索得義理，方能安定此心；理得而後心安，心安方是習得。
北齊情況如何呢？讓我們打開《北齊書．儒林傳》，內容較《周書》充實得多，列名的即有十五位。非但無法如同描述北周那樣各別簡介，即舉出幾位代表人物，亦有困難。我想只需把傳首序言所述經學傳承抄錄於下，即可知儒學興盛情況，這樣的文字，難免枯燥無趣，讀者諸君，不妨瞄上一眼，感知盛況即可。
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學，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總，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㑺、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具伏杜氏。其《公羊》、《榖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竹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精習也。
我們非但看到北齊儒學盛況，也清楚感到徐遵明聲光影響之巨大。我們在今人歷史著作中也能見到這位儒學的一代宗師嗎？王仲犖的《魏晉南北朝史》，學界稱譽有加，該書第十一章，「魏晉南北朝的經學、史學與學藝術」中，「經學的繼續發展」一節，長有八頁，沈重名字出現三次，「梁世有沈重七家為《毛詩箋》」、「後梁有沈重撰《周官義疏》四十卷」以及「後梁有沈重撰《禮記義疏》四十卷」。熊安生的名字出現兩次，「北齊有熊安生，亦以禮學名家」、「北朝周齊間有熊安生撰《禮記義疏》」。然未見徐遵明。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見到他的名字以及重大成就。請讀：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第六章第三節「北朝的文化」的第一小節「經學」，僅一頁。作者是這樣描述的：「北朝少見名儒，自魏孝文帝時起，始有徐遵明最稱通博，講學二十餘年，學徒前後多至萬人。《周易》、《尚書》、《三禮》、《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傳。徐遵明尤長於《左氏春秋》，得西晉舊本服氏《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讀數年，撰《春秋義章》三十卷。」不過，范文瀾認為北朝經學成就有限，他說：「大抵北朝經學，學風保守，撰述較少，都缺乏開展氣象。唐朝修《五經正義》，重南輕北，重魏晉新注，輕漢儒舊說，就是因為北朝經學比不上南朝經學。」但是，這樣的經學在北朝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見於這一小節范文瀾的結語：「高歡得盧景裕（徐遵明弟子），使教諸子經學，齊諸帝都是暴君，却照例要選名儒教自己的兒子。宇文泰尤重儒學，以至實行《周禮》。周武帝定三教先後，儒為第一。鮮卑人逐漸革去落後習俗，儒學所起的作用是不小的。」我們還可以看看，皮錫瑞如何總結北朝經學：「案北朝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能一變舊俗，尊崇儒術。考其實效，亦未必優於蕭梁。而北學反勝於南者，由於北人俗尚樸純，未染清言之風，浮華之習，故能專宗鄭、服，不為偽孔、王、杜所惑。此北學所以純正勝南也。」當然，皮氏只是從「純正」的角度立論，究其成績，未必為優。
我們若將《周書》與《北齊書》的〈儒林傳〉略作比較，兩方學術文化的表現，距離甚大，清楚明白，勿需再言。但《周書．儒林傳》中有一句話，却不能視而不見，必須有所交代。〈序言〉最後一句：「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意謂儒者之傑出表現或在他傳，不能只依此卷所記為限。
如果我們把《周書》瀏覽一遍，學識淵博，著述等身，能夠列名〈儒林傳〉的人物，甚為有限。但傳主成長過程中，記有「涉獵經史」之類文字者，為數頗多，粗略估計，當在三十人以上。反映北周儘管文化不高，學者不多，但貴遊子弟篤志好學，兼善騎射，已形成風氣，也是朝廷積極倡導，舉國學習，得以展現的精神面貌。
《周書》列傳之中，儒學上有所貢獻，或依儒學而在政事上有所建樹，可以列入儒林傳者，或有三人：蘇綽、盧辯和斛斯徵。先談盧辯與斛斯徵。盧辯，是盧光之兄，年少好學，博通經籍。因為《大戴禮》未有注解，他就為它做注。宇文泰入關，對盧辯十分禮敬，朝廷大事，召他討論。西魏的太子諸王，也拜他為師。宇文泰依《周禮》施政，命蘇綽負責，未久蘇綽死，令盧辯繼續推動，朝儀、官制多依古禮，對於漢魏以來制度，有所改革。斛斯徵，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又通曉音律。西魏朝廷初建，雅樂廢缺，他參考文獻資料，詢訪資深樂手，改舊創新，予以重建，並撰有《樂典》十卷。我們可以說，盧辯擬定禮制，斛斯徵補充雅樂，應可入列儒林，記其貢獻。
蘇綽，事功最著，名氣最大，小文〈宇文泰蘇綽與西魏政權的穩定〉已有所述及，此處不再贅叙。我只想介紹一篇關於蘇綽的文章：戴君仁，〈一個理學家的先驅----蘇綽〉，原載《書目季刊》十一卷二期，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又見於《戴靜山先生全集（三）》頁1429-1432。謹將戴文所述緊要處，抄錄於下：
我們若把蘇綽一生的歷史看一看，立刻知道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且是一個理學家。理學這個名稱，在他那個時代還沒有，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理學家的先導。在這方面知道的人，恐不太多，有介紹一下的必要。
《周書》中說蘇綽：「少好學博覽，尤善算術。……太祖召綽，問以治道，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這六條詔書，其一是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䘏獄訟，其六均賦役。在這六條之中，理學色彩最濃者，當然是第一條治心。我們現在把這一條抄錄下來：「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而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治民之本，先當治心」，這完全是後世理學家的口氣。且蘇綽所謂治心，不僅窒絕貪慾，而重視心的修養，要使心氣清和，志端意靜，此即是後世理學家所謂涵養，由治心更說到治身，他說：「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身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這是大學脩身之義，治心則是正心誠意之旨。蘇綽本大學為說，而大學正是宋代理學家的寶典。其餘五條，亦均是儒家的政策，並無申韓的意味。大約他是懂申韓，而不屑採用。
他因盡瘁國事，四十九歲便去世了。所著的書，有《佛性論》、《七經論》。七經當然是儒家的七經，而佛性可能衍道生之意。宋代理家受釋氏的影響，無庸諱言。蘇綽主張治心，想亦兼承佛學，總之，他和宋代理學之儒是遙遙相契的。
戴先生學問淵博，中文系的必修課程都能教授。文學方面，文學史、唐詩、宋詞；小學方面，文字、聲韻、訓詁；經學方面，詩經、易經、尚書，等等。淵博之外，亦有卓識，舉出蘇綽為理學家的先驅，即是一例。
我在讀台大博士班時，修習戴老師講授的「經學史」，學生四人，中文系博士班兩位男同學，歷史系大學部四年級一位李姓女同學。戴老師以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為課本，講述經學發展，循循善誘，每有深義，我們都認真聽講，從不缺課。老師講的一句題外話，印象至深，永不能忘：「你們文史研究生，五經『白文』至少要背一遍。我們讀書時，『注』都要背，內人（師母）連『疏』都背過。」老一輩學者，為學勤奮，讓人肅然起敬。
202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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