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天下動蕩，中原地區，宗室內鬥熾烈，加上胡人起事，必然狼烟處處，災難重重，就是荊襄、江東也不得安寧。地方勢力，盜賊小寇，藉機蠢動，儘管不能成事，平民百姓飽受威脅騷擾，惶恐終日。
劉弘任荊州刺史，政績卓著，《晉書》的「史臣曰」說道，劉弘治理下的荊州，就像沸騰大海之中，這是平靜安詳的一州；就像滿天病毒之時，這是健康安全的百城。（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中；百城安堵，靜祲於稽天之際。）我們還可以看到，《晉書》卷六十六，劉弘與陶侃合傳，史臣曰之後的「贊曰」，只贊劉弘一人，褒美有加；對於陶侃則過於吝惜，未贊一辭。
我們都知道陶侃，他在廣州搬磚，每天上午一百塊搬出屋外，黃昏搬回來。別人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想致力於恢復中原的大業，每天過得太安逸，恐怕將來辦不了事。這個鼓勵大家平時多煅練，用時身體好的故事，過去台灣學生無人不知；當然，陶侃還有了不起的功業，如平定蘇峻之亂等等。陶侃過世，尚書梅陶對友人曹識說：「陶侃的識見高明，判斷精確如同曹操；忠於職守，勤奮努力，很像諸葛亮（陶公神機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把陶侃比作曹操、諸葛亮，意思是陶侃也可視為第一流人物。劉弘呢？一般歷史書大概都提不到他，即使讀《通鑑》，也只是驚鴻一瞥，如果能留下鮮明印象，也許他是陶侃的長官，因為我們都認識陶公，也就看到了這位賞識陶侃的人物。其實，劉弘很值得我們認識，讓我們翻到《通鑑》中劉弘與陶侃來往的幾段記載吧。
晉惠帝太安元年，西元303年。義陽蠻張昌起事，控有荊州的新野王司馬歆應付無方，為張昌所殺。詔令劉弘代司馬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劉弘派陶侃進據襄陽，張昌一連串勝利之後，進攻襄陽，不克。但已佔有荊州、江州等五州之地，張昌更換地方長官，用的都是些土匪頭目，只會幹些打家劫舍的勾當（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
劉弘派陶侃討伐張昌，數次鏊戰，陶侃大破張昌，斬首數萬，張昌逃走，餘眾投降。平定張昌，陶侃不只立有大功，而且名聲鵲起。劉弘就對陶侃說：「過去我擔任羊祜的參軍，羊祜很賞識我，對我說，他的這個位置，將來我可以做到。今天我看你的表現，我的這個位置，你一定可以做到。」我們知道，晉初的羊祜，是一位才德兼備，受人敬重的人物。唐人詩句：「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讀罷淚下沾襟，感動之處，非其功業，更非學識，而是其人之才與德。羊祜賞識劉弘，相信羊祜眼中劉弘，必也才德兼備。
晉惠帝永興二年，西元305年。這時天下已大亂，劉弘負責都督江、漢一帶，他以服事朝廷天子為職責，南方地區，都聽命於他。事情做得好，他就說：「這是某人的功勞」，事情做得不好，甚至失敗，則說：「這是老夫的罪過。」每次勞師動眾，調發財賦，他寫給地方長官的指令，密密麻麻，叮嚀再三。接到指令的人很感動，無不盡力去做，大家都說：「得到劉公手寫的指令，勝過升到更高的官（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在羅尚手下做過廣漢太守的辛冉，勸劉弘可以割據一方（說弘以縱橫之事），他很生氣，把辛冉處死。胡三省讀到這裡，寫下：「辛冉以事羅尚者事弘，猶將不免於誅，況以縱橫說之邪！史言劉弘忠純。」胡三省以「忠純」兩字表達對劉弘的認識，不只態度，還有作為，也就是德行與能力的兼俱。
這時陳敏控有江東，他知道，非找江東名士來幫忙不可，但除了顧榮等少數，大都不理這個出身不高，能力一般，只是機緣湊合，控有一方的小人物。陳敏的弟弟勸他殺盡這些瞧不起人的名士，顧榮對陳敏說了一番違心之論，奉承他是孫權、劉備之流的英雄人物，足可掌控一方，但必須得到「君子」的輔佐，方能成功。所以，應該捐棄嫌隙，寬宏對待；於是，陳敏就不殺這些瞧不起他的名士。但他自嗨了起來，自稱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等等，於是朝廷決意討伐。太宰司馬顒以張光為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討伐，劉弘派陶侃為江夏太守，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派應詹帥水軍支援。
陶侃與陳敏都是廬江人，有同鄉關係，又同時辟舉入京任職，有同年關係。有人就對劉弘說：「讓陶侃居於大郡，統有強兵，如果陶侃投向陳敏，荊州就東門大開了。」劉弘說：「陶侃性格忠順與才幹能力，我已有很深的了解，你的顧慮完全不會發生（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這個話傳到陶侃耳中，他派兒子陶洪與侄子陶臻向劉弘報到，以表達他對劉弘的忠心。劉弘一方面將這兩位青年任命為參軍，另一方面却送給他們兩人一些實用的東西，並要他們回去。劉弘說：「你們的父叔在打仗，祖母年紀大了，你們應該回去侍奉老人家。一個人交朋友，必講誠信，不會負心，何況是大丈夫呢（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陶侃果然把陳敏手下打敗，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同打了大勝仗。按：陳敏於永嘉元年（307）年敗亡，臨死前歎氣說：「這些人誤了我，以至今天失敗（諸人誤我，以至今日）！」那些人呢？其中應該也包括他很尊敬的顧榮吧！他不了解，他與顧榮之間，存在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這是後話。
又有人對劉弘說：「張光是河間王司馬顒的心腹愛將，而您與東海王越的關係密切，兩王之間的矛盾盡人皆知，最好把張光處死，藉以表達對東海王的忠誠。」劉弘說：「朝廷上大官們的恩恩怨怨，孰是孰非，關張光什麼事？更不是他的罪！危害別人，得到自己的好處，君子是不屑做的（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還特別表揚張光的功績，祈請朝廷獎賞遷升。
這裡提到皮初，《通鑑》於太安二年（303）述及，劉弘以荊州守宰多缺，求朝廷允許補選，朝廷同意。他就提名皮初為襄陽太守，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職務。朝廷以皮初雖有戰功，但襄陽是名郡，必須慎重，皮初資望甚淺，不能同意，而以劉弘的女婿夏侯陟任之。劉弘特別下了手令：「治一國，應該以一國為心，如果只有親戚可以任用，荊州有十郡，難道要有十個女婿可任，然後方能做事嗎？」再上表朝廷：「夏侯陟是姻親，在過去，制度上不可以相監督，皮初的功勳，應該給予酬報。」朝廷同意了。《晉書．劉弘傳》則在求補守宰的表上，提及：「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展現劉弘重德行重於功業的觀念。
我們從劉弘的話語中，看到三個與人物品格有關的詞彙，即：匹夫、大丈夫與君子。我們知道，這三個詞彙都有經典的論述，例如：「匹夫」一詞，《論語．子罕》：「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再如「大丈夫」一詞，《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謂之大丈夫。」按：現代著名學者張岱年說：「大丈夫便是有極深的道德修養，而達到生活之最高境界的人，也是最偉大的人格之稱。」見氏著《中國哲學問題史》頁279。
至於「君子」一詞，則更多了。《論語．為政》：「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盡心》：「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易經．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繫辭傳》：「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等等。匹夫、大丈夫、君子三詞，經典所述，可說意境高遠，勝義紛呈，但都是追求的目標。
人們口語中說到這些詞彙，又是怎樣情況？不妨看看史書記載。講到「匹夫」，立刻想到韓信描述項羽，提及的「匹夫之勇」。漢武帝時，徐樂講土崩與瓦解，舉七國為例，說：「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不論是韓信口中的項羽，或徐樂說及的「匹夫」，都是一個人的意思。大丈夫一詞，我們會想到漂母對韓信講的那句話：「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必然也會想到匈奴人劉淵那句豪氣干雲的話：「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漂母眼中，落魄的韓信是一位公子，不只是一個人而已；而劉淵的話，十分自負，絕不是普普通通的一般人。至於「君子」，就經常見到，不再舉例說明了。
回到劉弘的話語，他說的「匹夫」，是一個講誠信，重然諾的人，已賦予了品格上的意義。「大丈夫」一詞，未加任何解說，我們可以讀出宛如劉淵話語中的意含，不只誠信，還有擔當，呈現出非凡氣概。而「君子」就成為對陶侃進一步期許的目標。劉弘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雖是自況之詞，也是致身君子之人，德行修為的必然態度。這三個詞彙，劉弘隨口說出，史家隨手記下，雖然未能呈現經典中的精義，但也讓人感到這三種類型已蘊涵了一定的義理，其思想淵源必有脈絡可循。經典中的觀念，逐漸進入人們生活之中，當然是從讀書人開始，影響所及，必也逐漸擴及整個社會。
古人讀史，讀到許多昔日的故事，其中人物展現的能力格調，是史家描述的重點。善可為法，惡足為誡，人們視史書為人生教育的課本，從中學習待人處世之道。史書內容豐富多彩，值得思考體會之處，所在多有。我們讀到劉弘與陶侃之間的一些記載，特別舉出匹夫、大丈夫與君子的三個詞彙略作說明，或可視為古人讀史，目標在於進德修業的一個例子。今天我們想要深入認識傳統文化，多讀這類故事，想像當時情景，感受其中意境，相信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獲與啟發。
2020年5月10日 時新冠病毒仍肆虐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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