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讀歷史？歷史有什麼用處？應該是每一個上歷史課的學生都想先知道的問題。老師可能的回答不外是：我們今天是從過去演變而來，要認識今天就必須知道過去，也才能展望未來。還可以進一步說，過去一些美好的事，可以供我們學習；過去一些不好的事，我們知道了就會有所警惕，不再重蹈覆轍。這些話對不對？對！但聽了有感嗎？大概很難。那我們講得有深度一點，依經典上說：君子多識前言行，以畜其德。這是《易經》的話，意思是對於增進德行有助益；或者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做事的時候多些參考，必有幫助。這些很好的話語，都是原則性的，都很對，但好像與實際生活仍有距離，還是屬於書本上的語言。
最近再讀雅克．巴森的一篇寫於1983年的舊文〈如今歷史何在？〉，收錄在《文化的衰頹》（雅克．巴森著，亞瑟．克里斯托編，陳榮彬譯，橡實文化，2016年4月），頗有感觸，似乎可以對這個問題提出談談，也把自己的想法，藉由他的啟發順便說說。所以，小文除了摘錄巴森的高見，也會說點自己的淺見，主要仍是跟著他的思路，加上一點闡釋而已。首先應該介紹巴森其人，他是一位大師級的史家。
雅克．巴森（Jacques
Barzun），1907年生於法國，1920年隨父抵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歷史與法律。畢業後留校執教，歷任該校羅塞斯講座教授，後曾任教務長、院長，同時為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榮譽研究員。七十年來，著作三十餘部，內容無所不談，包含教育、文化、音樂、思想史、當代藝術、科學評論等，是美國文化史學大家，學問博大精深，見解獨到發人深省。九十三歲出版的《從黎明到衰頹》一書更被讚譽為曠世經典。獲有美國國家藝術人文學會金質獎章，兩度任該會主席。2012年，逝於美國德州。
巴森的〈如今歷史何在？〉一文，評述了今天歷史書的寫法，也提及了學校的歷史課程，最後談及為什麼要讀歷史。他說：我們在生活中，會有些要求，這些要求是否可能，都會有一些看法，這些看法是怎樣形成？主要來自我們的過去經驗，從中積累得來。如果說，經驗越豐富，我們的看法就越高遠、越深刻，只是我們個人的生活經驗顯然是很不夠，必須加以擴充，從過去人世間的事物中吸收學習，非但學習本民族的過去經驗，甚至應該汲取全人類的經驗。所以，為了充實個人的經驗，應該閱讀歷史，最好成為一生的習慣。
多讀史書，充實了個人經驗，會有怎樣的表現呢？我們可以說，多讀史書，對於人世事務的理解、分析、推證、想像、論述等方面的能力都會有所提升，也就是說，可以培育出一種熟稔世事的直觀能力。藉這種直觀能力可以判斷那些事情可能性較高，那些東西較為重要。至於「直觀能力」指何而言？巴森並未明說，我不妨舉歷史上的例子來談。
劉備三顧茅廬，大家都知道，諸葛亮指陳天下大計的「隆中對」，大家也不陌生。我們看看古人讀史，看到什麼？為《資治通鑑》作注的胡三省，寫道：「所謂俊傑者，量時審勢，規畫定於胸中，儻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他看到諸葛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對於天下情勢理解深刻，應對策略已有全盤規畫，只是不輕易說出，必須面對一位真正的英雄豪傑，才提出討論。而王夫之，這位明末大儒在《讀通鑑論》中，更說，諸葛亮見到劉備，不必說話討論，只是兩人一見面，就互相欽佩欣賞。他是這麼寫的：「諸葛公之感昭烈（劉備），豈僅以三分鼎足之數語哉！神氣之間，有不言而相喻者在也。」神氣之間，不言可喻，大概可說是直觀能力吧。我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北朝西魏宇文泰跑去東魏見高歡的那一幕。高歡見到宇文泰，就對旁邊的人說：「這個年輕人，很不平凡，從眼神可以看出來。」（此小兒眼目異，見《北齊書》）當然宇文泰一眼見到高歡就知道自己身陷險境，必須設法儘速離去。宇文泰用了一番言語，鬆懈了高歡的警覺心，成功回到西魏。有關情況，請參見小文：〈宇文泰、蘇綽與西魏政權的鞏固〉。
您也許會問，史書所載可以見到那些傑出人物的直觀能力，我們可以經由閱讀學到嗎？傑出人物之聰明才智固然不可學，但他們不只是憑恃聰明而已，也是下過功夫的，如果我們用心學習，充實內在修為，提升關懷見識，或許也可以在最短時間做出妥適的選擇，正確的判斷，甚至也會在神氣之間有所顯現。
巴森又說：「哲學家奧德加（Ortega
y Gasset）曾斷言，現代人『已經清空了自己的歷史』。他認為，儘管十七世紀時，好的史書難尋，但當時的政治家卻遠比現在的政治家熟悉過去的重要事物。」巴森接著說：「無論是意見領袖或行動領袖，熟悉歷史似乎都是必要的，因為他們的職責就是確保這個世界運作如常，而歷史正好讓我們了解世界的運作方式。讀史，讓我們得以培養出先見之明與分析問題的能力。」
奧德加．賈塞德（1883-1955）西班牙人，被譽為尼采以後最偉大的歐洲哲學家。他的著作我讀的不多，却對他說及歷史的一句話印象極深，他說得真好，在課堂上一再介紹：「歷史是一齣內在的戲劇，在人們的心靈中進行。」我們讀歷史，不能只知事件的因果經過，必須探索其時人們心中的感受。再說巴森所引奧德加的話，意思無非是十七世紀時，從事政治工作的人，所讀的史書，與現代政治人物讀的歷史，頗有差異，明顯不同，以致對於過去事物的熟悉，也就有了深淺之別。原因何在？或許現代史學對於在人們心靈中進行的內在戲劇已不再重視了。
政治人物對於過去事物的熟悉至關重要，因為那是他們的世事經驗，也是做選擇、下判斷的依據。正確的處理，在於既有先見之明，又有分析能力。我也不妨再舉一個三國史例略作說明。赤壁戰前，曹操進占荊州，準備順江東下，統一宇內。賈詡進諫，大意說，你已經打敗了袁紹，今天又進占荊州，威名遠播，軍勢強大，如果暫駐此豐饒之地，休養兵馬，照顧百姓，使他們安居樂業，不需勞師動眾，江東自然歸服。曹操沒有採納，以致兵敗赤壁。這是《三國志．賈詡傳》的記載。我們看到賈詡的先見之明嗎？我認為是的。因為曹操有用兵如神的美名，賈詡只能用委婉的方式表達不同意見。至於他的理由為何，分析情勢，舉證說明，一定了然於心，但已不必說出了。既然如此，我們怎麼猜測呢？我覺得，賈詡說，前些時打敗了袁紹，就是伏筆。袁紹聲勢甚大，却為曹操所敗，那麼，袁紹有其弱點，而孫權、劉備、周瑜、諸葛亮正是明顯的對比，不容小覷。再說打敗了實力可觀的袁紹，驕心已萌，不利於繼續用兵。至於賈詡是何許人也？不妨略作介紹。《三國志》將賈詡與荀彧、荀攸同列一傳，二荀是三國初期智謀最高的人物，可知賈詡未遑多讓。卷末陳壽評曰：「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已經把賈詡與張良、陳平列在同一等級了。
巴森說：「十九世紀的人酷愛讀史，歷史是一種普遍接受的思想模式，這一點可以透過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的許多劇作的前言甚或信函內容得到印證。歷史曾是我們對於過往事件的具體想像，如今其內涵却已經被理論、一般性與抽象給取代了。」巴森又說：「就這一點而言，以色列外交官阿巴．艾本（Abba
Eban）的一席話頗為關鍵。在討論國際事務訓練的現行趨勢時，艾本博士表示：『說真的，我不覺得那種訓練能與歷史相提並論，因為歷史是一種鮮明的、活生生的借鏡。如果真的必須有所取捨，我寧願捨去那些帶有抽象術語的分析，而不是歷史；因為歷史所思考的，是任何國家都可能會陷入的困境。』」這段話語中，視歷史為「過往事件的具體想像」，也是「一種鮮明的、活生生的借鏡。」歷史不應該是「理論、一般性或抽象的術語。」也許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巴森的意思，無非歷史應是人世事務的動人故事，而不是抽象理論的概念分析。
其實，我們閱讀的傳統史書，不論正史或《通鑑》，所記大多屬於人世事務的故事。就以本文一再引述的三國史事為例，歷史知識多來自《三國志》，這是一部怎樣的史書呢？現代學者繆鉞撰〈陳壽與《三國志》〉一文中說：「《三國志》通體簡約爽潔，無繁冗蕪雜之弊，各傳中選錄的文章，大都有政治意義，或兼有文學價值。至於陳壽的文章，則不如司馬遷的《史記》，亦不如班固的《漢書》。李慈銘說：『承祚（陳壽字）固稱良史，然其意務簡潔，故裁制有餘，文采不足，當時人物，不減秦漢之際，乃子長作《史記》，聲色百倍，承祚此書，闇然無華，范蔚宗《後漢書》較為勝矣。』（《越縵堂日記》）這個衡量是分寸恰當的。三國時期頗有些英俊奇偉、倜儻不群的人物，後來小說、戲劇多取材於三國的歷史故事，這也是一個原因，如果陳壽能在描寫人物方面藝術性更高一些，則將會使這部史書更為出色。」（見氏著，《讀史存稿》）三國故事豐富多彩，既是中國人最為熟悉的歷史知識，也是最足參考的過往經驗，似乎不是只讀陳壽《三國志》所能充分取得。幸好，《三國志》的裴松之注，也是所謂四大名注之一，提供了許多精彩史事，也不乏精審論斷。繆鉞說：「在陳壽作《三國志》後約一百三十多年，劉宋文帝命裴松之作《三國志》注。元嘉六年（西元429年）奏上，宋文帝很欣賞，說：『此為不朽矣。』……裴注的體例，不在於訓詁名物的解釋，而在於史料的增補與糾繆。裴注所引史料，其中大部分是陳壽同時或以後的人的著作，并非陳壽所能見到的。……總之，裴注搜采廣博，多存異書，考證辨析，也相當精確，我們今天讀《三國志》必須讀裴注，研究三國時期的歷史，裴注應當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從繆鉞的論述，我們可以推知，就是從三國的故事與戲劇中，我們取得的過往經驗，也是有其史料依據的具體想像，與鮮明借鏡，其指導人生的作用，應該不是今天流行的理論，概念的分析所能取代。
巴森此文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歷史的確就像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所說的，這是一個充滿罪行與愚行的長篇故事。但歷史並不是只有那樣；在這個故事裡，也有天才與勇士，還有像牛一樣沉默而堅忍不拔的人。如果沒有那樣美德的話，人類到現在還是只會滿足於穴居生活。我們不只知道，也感覺到上述一切都是事實，藉此也印證了布克哈特的那句名言：了解歷史很重要的，『但不是為了下次遇到同樣的事情時能夠聰明一點，而是為了永遠都要更睿智。』」
這段話中，提及兩位偉大的近代西方史家：吉朋（1737-1794）英國人，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是十八世紀啟蒙史學的經典之作。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瑞士人，曾留學德國，受教於蘭克，著有《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巴森引用吉朋的話，說歷史是罪行與愚行的長篇故事，但巴森在同一故事中看到了天才的發明創造，勇士的冒險犯難，以及芸芸眾生之中，堅持理念，誓死捍衛的平民百姓。遠古時代，人們有著這樣的態度與作為，開啟了文明，文明也就是起於這些美德，歷史記載斑斑可考。我們悠遊於歷史長河之中，虛心涵泳，含英咀華，讓我們更為睿智。這是巴森的期許，也應該是我們的追求。
附言：拿起巴森此書再讀，緣於去年（108年）年底，台北市師大附中人文資優班導師賴香如老師邀我為該班同學談談閱讀歷史，想到應該從為什麼讀史開始，就介紹了巴森的觀點。當然，我也知道，對高中生講這些，內容太深，並不適宜，但我試著盡量用淺白的語言表達，也許可以留給清純學子，讀歷史很重要，這麼一個簡單的印象吧。
2020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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