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PASA成績公布，引起台灣教育界極大震撼，因為其中「閱讀素養」表現很不好，列名25，遠遠落於上海、日本、新加坡、香港、韓國、芬蘭之後。我想，很多人與我一樣，這是第一次聽到PASA的名字，才知道這是由OECD的國家參加，測試十五歲青少年的三項「素養」，即數學、自然與閱讀。這一年，台灣的數學表現亮眼，自然也不錯，唯獨閱讀可說甚糟。
我個人讀了閱讀素養的題型，有眼睛一亮的感覺，好像看到了非常理想的評量型式，這樣的題型如果用於教學也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效。我並沒有深入了解PASA閱讀素養題型的有關理論，所知十分模糊，只是一知半解。不過，我直覺這樣的題型既可用於測試，必然也應該用於教學；由於測試只是測知教學的成效，當然應該從教學著手。
我從自己的班上，就是清華大學通識教育歷史領域的兩門課程開始，一門是「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變」，另一門是「《通鑑》選讀」，每週擬二至三道的「文本閱讀題」，當作「作業」，課後置於學習平台，同學於下週上課前作答上傳，完成繳交。中國史課程題目取材自《簡明中國歷史》、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以及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篇》，尤以范著最多；《通鑑》課程則從未錄於講義的原文中出選取，大多是一些小故事。上課開始，用十分鐘介紹課外書，接著檢討作業，大概也是十分鐘。當然，期中、期末考試，都有這樣的題型，占了幾乎一半的比重。
好幾年下來，成效如何，我不敢說，同學反應似乎不惡。每次期末考，我都會問，這樣的作業你喜歡嗎？為什麼？你用多少時間作答？等等只占十分的題目。絕大多數的同學都說喜歡，理由有的一般，也有寫得較多，看來真有所獲。說不喜歡的，一部分說只是作業就不喜歡，也有說看不大懂，沒有興趣。至於用多少時間，大多是半小時，有的稍多，有的稍少。有一位同學說只需十秒，打開手機，找到，按上傳。這位同學很誠實，也很隨便，應該是不喜歡這門課的反應吧。
我們為什麼希望這樣的題型應該推廣，甚至成為重要考試的主要題型，原因無他，這種文本閱讀的題型，既可以測知學生的閱讀能力，同時也就測知學生的理解、思考與表述的能力。我們不是一再強調學習歷史不能只靠記憶，要培養帶得走的能力嗎？請問，除了這樣的題型，還有什麼題型可以負起這個任務？至少，選擇題是做不到的，而漫無限制的申論題，恐怕也是難以達到這項教學目標。
文本閱讀只是一種題型，如何經由這樣的形式，給予學生閱讀、理解、分析、推證與表述等方面的練習，必須加以思考。淺見以為，我們最好選用具有一定深度的文本，方能給學生一些足以發展其能力的史學練習。也就是說，我們應該選用有層次、有結構、有方法的史家論述作為文本，命題測試，看看學生是否能夠讀懂撰寫這段文本的史家是如何思考、論證與表述。相對而言，不要再檢查他的歷史知識是否足夠，也就是不要再在題目中問學生是否記得一些「史實」，不要再看到，「閱讀以下文字，配合你的歷史知識回答問題」之類，不以理解為主，仍然擺脫不了記憶的題目。
我們當然知道，任何改動，要有成效，必須循序漸進，不可一蹴而幾，一步到位絕無可能。新的題型，學生未經充分練習，就不應該拿它組成評量試卷。況且題型的改變，必須通過教師充分理解，予以認可，再向學生舉例說明，讓學生知悉，學習歷史，不能只憑記誦，思考、分析等理解能力至為重要。改變習以為常的學習方式，非但對學生來說相當困難，就是對教師而言，也非易事。然而，我們今天，所謂既有的「知識」，只要手機在手，即可取得的時代，是否記得已經無關緊要；理解具有深度的文本，寫出表達清晰的文字，才是必須具備的「能力」。歷史課程如何培育這方面的能力，教課之餘，評量的題型，反映教學的重點，必然有其指標作用，如果也設計一些類似的「作業」，平時即可練習。
理解具有深度的文本，不妨從教師做起。我們既然提出這樣的看法，就必須提供一些示範的素材。個人以為應該讀些近代傑出的史家，尤其是史學大師的論述，從他們處理問題的方法與識見中，潛心學習，也不外乎取法其上，攻木先堅的意思。首先想到的是王國維，觀堂先生在學術史上的地位，我們耳熟能詳，不必細述，但我仍想爰引一段文字，請大家參考。這是鏐鉞寫的：
海寧王靜安先生為近世中國學術史上之奇才。學無專師，自闢戶牗，生平治經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學，兼及文學史、文學批評，均有深詣創獲，而能開新風氣，詩詞駢散文無不精工。其心中如具靈光，各種學術經此靈光所照，即生異彩。論其方面之廣博，識解之瑩澈，方法之謹密，文辭之精潔，一人而兼具數美，求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 見〈王靜安與叔本華〉，載《詩詞散論》
這段話對王國維可謂推崇備至，甚至譽為近三百年中國學術界第一人，我個人頗為信服，鏐先生寫得真好，您以為呢？讓我們以文本閱讀的題型，從《觀堂集林》中舉一個例子來看看。
〈商三句兵跋〉──見《觀堂集林》第三冊
商句兵三，出直隸易州，今歸上虞羅叔言（按：即羅振玉）參事。其一詺曰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丙。凡紀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蟬嫣相承，蓋一時所鑄。曩見吳縣吳愙齋（按：吳大澂）中丞所藏一戈，有乙癸丁三字，不得其解，以此三器例之，蓋亦祖父之名矣。所云大祖大父大兄，皆謂祖父兄行之最長者，大父即《禮．喪服》經文及《爾雅．釋親》之世父。古世大同字，如世子稱大子，世室稱大室，則世父當稱大父，非後世所謂王父也。其器出易州，當時為殷時北方侯國之器，而其先君以日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後駢列，皆用殷制，蓋商之文化，時已沾溉北土矣。嘗讀《山海經》，紀王亥有易事恆，以為無稽之說，及讀殷人卜辭，見有王亥王恆諸名，乃知《楚辭．天問》中該秉季德一節，實紀殷之先祖王亥王恆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與《山海經》《竹書》相表裡。二書言王亥託於有易，《天問》作有狄，古者易狄同字，有狄即有易。蓋商自侯冥治河，已徙居河北，遠至易水左右，逮盤庚遷殷，又從先王故居，則今易州有殷人遺器，固不足怪。往者嘉興沈乙庵（按：沈曾植）先生語余，箕子之封朝鮮事，絕非無淵源，頗疑商人於古營州之域，夙有根據，故周人因而封之，及示以此器拓本。先生又謂，《北史》《隋書》〈高麗傳〉之大兄，或猶殷之遺語乎。此說雖未能證實，然讀史者不可無此達識也。因附記之。
（一）
這篇文本，主旨應在於：
（A）解讀銅器銘文字義（B）考訂殷人活動地域
（C）陳述殷王祖先活動（D）運用金文印證古籍
（二）金文中有「大祖」、「大父」、「大兄」，王國維如何解釋？理由為何？
（三）沈曾植說：「箕子封朝鮮之事，絕非無淵源。」何以可知？王國維同意嗎？
（四）王先生說：「讀史者不可無此達識」，所指為何？請略言之。
先談文本內容，此文本可以為三個主要段落，首先是商句兵上的文字怎樣解讀；其次是這三件文物出土的地域，及其歷史意義，再者是就考究所得，有所推論。
商句兵指商代的句兵，句兵又是什麼？「句」可能是一個姓，再者，字典「句」有「彀」的意思，或許是像弓一像的兵器，這三件青銅兵器上，刻有文字，其一是大祖日已、祖日丁、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已：其二是祖日乙、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已；其三是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中日丙。三件器物寫法一致，應是同時之物。它明白顯示，所記天干即祖或父或兄的名，王國維說，過去看到吳大澂的一件戈上有三個天干的字，不知其意，從這三件銘文來看，就可推知是祖或父的名。至於「大祖」、「大父」、「大兄」又是什麼呢？可以從《儀禮．喪服》以及《爾雅．釋親》知道「大」就是「世」的意思，大父就是世父，是同輩之中最長者。
三件器物出自易州，是商代北方的侯國，但已見到明顯的商文化。撰者說，過去讀《山海經》，「紀王亥有易事恆，以為無稽之說」，這是《觀堂集林》的原來句讀，由於此處「恆」字，不是人名，就是地名，怎麼讀都不能通解。特別是若指王恆，年世應在王亥之後，更是不對。我讀王先生的另一篇名文〈卜辭中所見先公先公王考〉，對「王亥有易事」有所說明，玆錄於下：「《大荒東經》曰：有困民國，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注引《竹書》曰：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殺其君緜臣也。（自注：此《竹書紀年》舊本，郭氏隠括之如此。）」其事頗欠雅馴，撰者以其為無稽，據之可知，《集林》句讀應有不妥，「恆」字應與下句相連，即「恆以為無稽之說」。這一段主要藉古籍所記，可知盤庚以前之先公先王，已遠至易水左右。
商人早已在中國北方活動，意義何在？王先生依沈曾植對這三件器物的解讀，所提出的看法，舉出兩點，一是由於商人早已經營北方，武王克商之後，封箕子於朝鮮也是有其根據。二是《北史》《隋書》中有大兄的稱呼，或許是商人留下的用語。也就是從器物上銘文的解讀，對於上古歷史提出了新的見解。
我們看看問題。
第一道是選擇題，由於銘文字義、活動地域、殷王祖先，都只是文本中提及的部分，正確的是（D）運用金文印證古籍。我曾與幾位優秀的高中老師談過此題，建國中學戴志清老師說，這個選項，改為「金文古籍相互印證」是否更好？我當時同意戴老師的意見。其實，這個選項很重要，因為它的依據就是著名的「二重證據法」。王國維提出的這個方法，應該不是見於古書記載，亦見於地下材料，即可成立，這麼簡單。「二重證據法」重點有四：
一、紙上材料指一切古書上的記載，地下材料指所有考古發掘的內容。
二、地下材料主要用來證明紙上材料之可信。就是一些被認為荒誕不經，不足憑信的書，如《山海經》、《竹書紀年》等，經由地下實物印證，亦知包含某些事實。
三、要注意地下材料的局限性。我們發現古代實物只問實物中的極小量，自然不足以此小量的實物為考訂紙上材往的唯一證據。王國維說：「古書之已得證明者，雖不能不加以肯定；而未得證明者，固不能加以否定。」
四、王國維取得的學術成就，主要來自他深厚的學養，而不是擁有豐富的材料。蔣汝藻為王國維《觀堂集林》作序，說：「君新得之多，固在於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學識，則亦無以理董之。蓋君于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于古書無不貫穿，其術甚精，其識甚銳。故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所得乃如是之伙也。」
若依第二點，則「運用金文印證古籍」，若依第四點，舊、新史料之互釋，則「金文古籍相互印證」，故兩者均可。
第二道題，先是看能否讀懂文字的意思，再看這個意思是否可信，證據何在。我們只需知道《儀禮．喪服》與《爾雅．釋親》可以與金文互證即可，不必再去查尋古書原文。
第三道題，觀堂先生是贊成沈乙庵意見的，乙庵先生利用金文的拓片，及器物的出土地域，作出推測，有憑有據，其說可信，理由就是證據充足。
第四道題，乙庵先生將金文與《北史》《隋書》聯係起來，做出更遠的推測，觀堂先生並不同意，主要在於證據仍嫌不足；然而，研究歷史，要有想像力，就是證據不足，加以揣測，亦有其意義。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揣測並非無的放矢，而是精熟典籍，知識淵博之後方能具有的聯想，自然也是有其意義。
也許，我們還可以再加一題，問問何以知道這三件青銅器屬於商代？金文中的文字非但顯示商文化的特色，也是習見於卜辭中的。
這段文本之中，我們見到了王國維（觀堂）、羅振玉（叔言）、吳大澂（愙齋）和沈曾植（乙庵）四位大學者，他們之間的來往，多少也可以一窺清末民初學術社群切磋問學的風貌。
我們也可以在這篇文本中，見到觀堂先生的學識，簡單歸納，大約言之：專門之學，開闢新領域；古籍之熟，根基極深厚；論證之密，思慮甚精審；見識之高，意境亦悠遠。繆彥威先生所言「文辭之精潔」，猶未與焉。
201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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