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起於亂──物盛而衰,固其理也
北魏孝文帝的華化運動,是中國中古歷史的大事。孝文帝把國都從僻處塞上,氣候苦寒的平城遷至位居中原文化昌盛的洛陽,經由對外貿易交流,洛陽於是繁華無比。《通鑑》記:魏朝幾代強盛,東夷、西域各國的朝貢沒有斷過,又與南方互市貿易,朝廷庫藏充盈,十分富裕。宗室及有權有勢的大臣,互相比賽,看誰最為奢華。高陽王拓跋雍財富排名第一,他的居室庭園,華麗程度,比得上宮苑。他有僮僕六千,伎女五百。出門時衛士僕從塞滿道路,回來時歌聲吹奏不分日夜,一頓飯要花上幾萬錢。河間王拓跋琛不甘示弱,要與高陽王爭,看誰最富有。他有駿馬十多匹,馬槽用銀打造,每扇窗戶,裝飾講究,風鈴是用玉雕的鳳,簾鉤是用金子打的龍。他宴請諸王,酒器有玻璃、馬瑙、紅玉做的,極其名貴,不是中國本地生產,都是外國進口的精品。宴飲時女子奏樂助興,演奏水準極高。吃完大餐,參觀庫藏,進入倉庫,見到堆滿了金錢,裝滿了絲綢錦緞,多到數不清。(梁武帝天監十八年,西元519年)胡三省讀了,不無感慨。寫道:「物盛而衰,固其理也。史言魏君臣驕侈,乃其衰亂之漸。」
北魏的衰亂來自「六鎮」。六鎮原是為了防範北方遊牧民族柔然而設的六個大兵站,由於地近平城,實力雄厚,六鎮鎮將皆由朝中有權有勢者出任,具有左右朝政的力量,也是大族聯姻結親的對象;至於戍防士兵,大多是拓跋氏本族成員,或漢族強宗子弟,地位不低。然而,遷都洛陽之後,情勢大異,六鎮地位陡降,鎮將多係失勢者充任,更非爭取聯姻的對象,即所謂「宦婚失類」。而朝廷更把罪犯充去戍邊,將士地位大為降低。況且官吏貪殘,鎮民飽受欺凌,生活至為艱辛,不論胡人漢人心中積怨頗深。此時殘破敗壞的六鎮與富麗奢靡的洛陽形成強烈對比,一個國家出現兩種絕然不同的情景,動亂就難以避免了。
亂世英雄──高歡與宇文泰嶄露頭角
平城有一個出身懷朔鎮的工人,名叫高歡,富家女婁氏看上了他,非他不嫁。成婚之後,高歡才有馬可騎,還在官衙補了一個送公文去洛陽的職務。有一次去洛陽,遇上一場亂事,起於張仲瑀上書,建議修改選官的規格,而將武人排除在外,不列於清品。於是,羽林、虎賁近千人,至尚書省詬罵,又衝至張仲瑀家,毆打其父征西將軍張彝及其兄左民郎中張始均,兩人因之喪命。朝廷的處理,只是找了八個人抵罪,其餘不再追究,還行大赦,令武官可以依年資入選。《通鑑》記:「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就是「識者」之一,他回平城,拿出錢財結交豪傑,儼然形成一股力量。
六鎮亂起,高歡等人先從玄柔鎮人杜洛周,後杜洛周為葛榮所殺,部眾為葛榮所併,葛榮有眾數十萬,號稱百萬,橫行河北一帶,屠殺擄掠。此時,爾朱榮興起,擁有部落八千餘家,馬數萬匹,高歡與侯景、賀拔岳等人紛紛投靠,兵勢強盛。魏孝明帝怨胡太后專權,密令爾朱榮率兵入洛,爾朱榮以高歡為前鋒,進入洛陽,殺胡太后,及魏百官二千餘人,元氏魏朝實際已亡。此時,葛榮大軍南下,在鄴城北為爾朱榮所破,葛榮手下的武川鎮人宇文泰亦歸爾朱榮。爾朱榮對高歡甚為賞識,曾問眾人,如果我不在,何人可以為主?眾人都舉其侄爾朱兆。爾朱榮說:「他只能帶三千騎兵,能夠取代我率領眾人的,只有高歡。」並對爾朱兆說,你不是高歡的對手,只能為他做事。爾朱榮死,儘管兵力大多由爾朱氏掌握,識者皆知已非高歡對手,後來果如所料,高歡翦除反對力量,完全控有關東之地。
宇文泰背景應為匈奴宇文部,先人是南單于的遠屬,居於遼東,長期與鮮卑慕容氏對峙,至宇文逸豆歸為慕容晃所敗,遠遁漠北,部眾為慕容晃安置,逐漸散去。宇文泰出身武川鎮,六鎮起事,先在葛榮軍中,後歸爾朱榮,為賀拔岳別將,再隨賀拔岳入關中。賀拔岳死,為眾人推舉,理由是:「(宇文泰)英明與謀略無人能及,人們打心中佩服,他做事賞罰嚴明,軍士樂於效命,如果舉他為主,可以做一番大事。(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宇文泰此時年僅二十七歲,眾人佩服,遂能掌握關中,與關東的高歡形成西東對峙之局。
英雄相見──宇文泰會面高歡
史書記宇文泰初入關中,前往晉陽見高歡一事。
先前,賀拔岳派馮景到晉陽見高歡,高歡聽說賀拔岳的使者來了,很高興,說:「賀拔岳還記得我啊!」與馮景歃血為盟,約為兄弟。馮景回到長安,對賀拔岳說,「高歡這個人奸詐有餘,不可相信。」這時宇文泰任府司馬,請求出使晉陽,也去見一下高歡,看他是一個怎樣的人。高歡第一眼見到宇文泰,說:「這個年輕人,眼神與常人不同。(《通鑑》記:「此兒視瞻非常。」《北史.周本紀.太祖文帝》記:「此小兒眼目異。」)想把他留下,宇文泰一再請求讓他回去,(《通鑑》:「泰固求復命;」《北史》:「帝(宇文泰)詭陳忠款,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高歡答應了,立刻後悔了,急派人去追,已經出關了。」胡三省注:「項羽不殺劉邦,曹操放走劉備,桓玄容下劉裕,都是一類的事。有天命的人,別人是殺害不了的。(有天命者,固非人之所能圖也。)」
這個故事非常精彩,值得談談。首先,兩人見面的第一眼,看到了什麼?之前,高歡必然知道宇文泰,而宇文泰更是久仰高歡。高歡見到一個立即吸引住他的目光,甚至讓他心中一驚的年輕人,看看他的表現吧。宇文泰見到了一個也是讓他一驚的人,不是這個人的氣勢神情讓他驚訝,而是立即感到自已處境危險,必須設法化解。因為他見到一個極其厲害的人物,不是「奸詐有餘」所能含括。所以,他的辦法就是講一些阿諛諂媚的話,還請大家幫幫他,一方面鬆懈高歡君臣的警戒心,另一方面,讓高歡改變想法,覺得這個人也很平常。宇文泰顯然從高歡的眼神中讀出了高歡的警覺。結果是,高歡一時果然被唬弄了,覺得此人不如初見時之讓人驚艷。但是,高歡一直不能放心,等他回過神來,知道被瞞過了,立刻明白了,但也為時已晚了。其次,馮景代表賀拔岳前來,高歡十分高興,表示賀拔岳在高歡心中有其地位,也是當時的一位重要人物;高歡與馮景歃血為盟,當然為的是結好賀拔岳。賀拔岳不聽宇文泰的規勸,誤信侯莫陳悅而被殺,眾人推舉這位高歡眼中的小兒接替賀拔岳,可知宇文泰固然沒有賀拔岳的聲名,但能力謀略方面,反而是出乎其上,是讓人放心的。第三,我們看看胡三省說了什麼?胡氏認為宇文泰逃過一劫,是由於天命。這個解釋可謂虛玄,只能說是胡氏的表述手法。我相信胡氏讀到兩人見面的那一剎那,或已體會到了上文描述的情景。 聞一多說:「我們應當品三通畫角,發三通擂鼓,然後提起筆來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因為我們四千年的歷史裡,除了孔子見老子(假如他們是見過面的),沒有比杜甫與李白的會面,更重大,更神聖,更可紀念了。」(〈杜甫〉,見《唐詩雜論》,頁143。)我覺得,宇文泰與高歡的會面,至少也可以品一通畫角,發一通擂鼓,大書而特書;因為南北朝歷史裡,沒有比這兩人的見面更精彩了。
賀拔岳死,高歡覺得有機會招撫其部眾,就派侯景前往,伺機行事。到了安定這個地方,碰到了宇文泰。宇文泰對侯景說:「賀拔岳雖然死了,我宇文泰還在,你來做什麼!」侯景臉色大變,說:「我只是人家手上的一隻箭,他要射向那裡,我就跑去那裡。」胡三省讀到這裡,寫下:「英雄人物的精神氣勢與言行舉措,必有與常人不同的地方,以侯景這個人的凶悍狡猾,宇文泰一句話就讓他低聲下氣,啞口無言,是有道理可說的。(英雄之姿表與其舉措必有異乎人者。以侯景之凶狡,宇文泰一語折之,辭氣俱下,良有以也。)」請問:胡三省看到了什麼?他看到了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一位年紀雖輕,氣勢盈溢的英雄。
殫精竭慮──面對險峻情勢的宇文泰
但是,這位英雄的處境却極艱困。宇文泰據關西,民貧兵弱,勢力遠不及高歡。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有一段描述,非常重要也十分著名,經常為人引述。他說:
宇文泰憑藉六鎮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據關隴,與山東江左鼎足而三。然以物質論,其人力財富遠不及高歡所轄之境域,固不待言;以文化言,則魏孝文以來之洛陽及洛陽之繼承者鄴都之典章制度,亦豈荒殘僻陋之關隴所可相比。至於江左則自晉室南遷以後,本神州文化正統之所在,況值梁武之時庾子山所謂「五十年間江表無事」之盛世乎?故宇文氏苟欲抗衡高氏及蕭梁,除整軍務農,力圖富強等充實物質之政策外,必應別有精神上獨立自成一系統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飾輔助其物質即整軍務農政策之進行,更可以維繫其關隴轄境以內之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為一家,以關隴地域為本位之堅強團體。此關隴文化本位之政策,範圍甚廣包括甚眾,要言之,即陽傅周禮經典制度之文,陰適關隴胡漢文化現狀之實而已。(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陳先生從宇文泰的處境說起,寫出了宇文泰心中時時刻刻揮之不去的重大憂慮,於是,制度上有所創建。以繼承周文化為目標,團結胡漢:以《周禮》為名義,傅會解釋,府兵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陳著刊布後,「關隴文化本位政策」、「關隴集團」等名詞,就成了談論隋唐歷史繞不過,避不開的重要概念。制度固然重要,政策亦有其不容忽略的影響力,陳著限於題材,未作討論。
政策的擬定與執行,需要人才,關西地區久經戰亂,文化落後,人才尤關緊要。汾州刺史蘇讓赴任,宇文泰問:你們家族中,有誰可以任官?蘇讓推薦他的堂弟蘇綽,因為蘇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宇文泰就召蘇綽為行臺郎中,但未受重用。可是,臺中官員都知道這個人知識淵博,能力很強,有什麼疑難的事,都向他請教。一天,宇文泰與「僕射」就是朝中職位最高的周惠達談事情,周惠達提不出好意見,說,我去問一下再稟報。他去問了蘇綽,回來報告,宇文泰很滿意,問他:誰幫你出的主意?周惠達說:蘇綽。又說,這個人能力極強,大可任用。宇文泰就把蘇綽升遷為著作郎。
有一天,宇文泰帶了一伙人去昆明湖看捕魚。宇文泰看到許多地名都是什麼「倉」的,就問,為什麼都叫什麼倉?左右答不出來,就把蘇綽找來,蘇綽說,漢代這些地方設了許多糧倉,就以倉為地名。宇文泰很滿意,接着問了一些漢代的事,蘇綽的解說更讓他滿意,就擴大問題,既問古代歷朝的興亡,又問自然萬物的變化,蘇綽回答,切中要點,條理分明。泰、綽二人,騎在馬上,一問一答,緩步徐行,不覺到了昆明池。宇文泰說,我還有事情想要談,就回駕府中。宇文泰先是躺著聽蘇綽的陳述,聽著聽著,坐了起來;再問再聽,更是挺直腰幹,整理衣飾,恭恭敬敬,認真聆聽。胡三省說:「蘇綽講的,正是宇文泰想要知道的,愈聽愈敬佩。(綽之言有以當泰之心,久而愈敬也。)」我們讀到這裡要問:一、宇文泰的態度何以有如此明顯的變化?先是聽蘇綽講有意思的事,躺著不妨:接著問了較重要的事,聽來很有道理,必須坐起來;再問最重要的事,沒想到蘇綽居然心中已有規畫,不疾不徐,娓娓道來,焉得不打直腰幹,認真聆聽,甚至身體前傾,生怕漏了什麼。二、蘇綽講些什麼,如此吸引宇文泰?《通鑑》記:「指陳為治之道。」《北史.蘇綽傳》記:「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通鑑》做了刪節,致使意思模糊,不如《北史》明確。不過,「帝王之道」指何而言?應該不是做帝王應該懂得的道理。而是指「二帝三王之道」,二帝指堯與舜,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武王;也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是儒家描述的先王治績,也是人們追求的理想世界。至於「申、韓之要」,應指法家強調的治術,講求治理的方法與成效。我們可以說,蘇綽的意思是以法家刑賞必罰,重視效率的做法,達到儒家化民成俗的治理目標。附帶一言,《通鑑》編者司馬光等,不喜王安石之重視用法,或許是此處刪去「申、韓之要」的緣由。
宇文泰、蘇綽君臣談著談著,不覺東方之既白,宇文泰對周惠達說:「蘇綽很了不起,我要重用他。」升了蘇綽的官職,參與軍國大事的謀劃,深得宇文泰的信任。《通鑑》:「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丞相(宇文)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需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梁武帝中大同元年,西元546年)即記蘇綽的處事態度與風格,以及宇文泰倚重之深。
六條詔書──行政官吏的新經典
那麼,蘇綽為宇文泰規劃了怎樣的重大政策呢?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中有精要的記述,錄於下:
535年,宇文泰重用蘇綽,制定計賬(預計次年徭役的概數)、戶籍制度。獎勵清廉,厚賞河北太守裴俠,嚴禁貪污,宇文泰的內兄王超世犯貪污罪,依法處死刑。541年,宇文泰改革政治,講求富國強兵的方法,蘇綽贊成他的主張,建議減官員,置正長,並行屯田制以補充軍資。蘇綽又作〈六條詔書〉,一、清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宇文泰完全採納蘇綽的建議,令百官都得誦習〈六條詔書〉。州刺史郡守縣官不通六條及計賬法,不許做官。又設學校,選取小官作學生,白天治公事,晚間入學校講習。宮門外紙筆,讓士民論時政得失。西魏政治顯然比東魏好一些,宇文氏政權開始趨於鞏固。
范文瀾的叙述,三次提及〈六條詔書〉;錢穆的《國史大綱》「第十七章 北方政權之新生命」也有相當篇幅的描述,亦錄於下:
西魏宇文泰雖係鮮卑(自註:或匈奴。)然因傳統勢力入關者少,更須急速漢化。蘇綽(自註:少好學,博覽群書。)、盧辯(自註:累世經學。魏太子及諸王皆行束修禮受業,叔父同,註小戴,辯註大戴。)諸人,卒為北周創建了一個政治規模,為後來隋、唐所取法。將來中國全盛時期之再臨,即奠基於此。
綽依《周禮》定官制,未成而卒,辯續成之。(自註:西魏正式依周禮建六官,在恭帝三年。同脩者有崔猷、薛真。)
蘇綽的〈六條詔書〉,
一、先治心,(自註:「治民之本,莫若宰守。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其要在清心,次在治身。躬行仁義、孝弟、忠信、禮讓、廉平、儉約,繼之以無倦。」)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懸為當時行政官員的新經典。
文長數千言,周主常置座右,又令百官誦習。綽又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自註:此如漢初張蒼為計相事,隋室之盛即本此。)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官吏在政治上的責任,現在又明白的重新提出。
范文瀾與錢穆均為精熟傳統學術的現代史學大師,故對蘇綽的〈六條詔書〉十分重視。相對看來,當前歷史學者似乎偏重制度的討論,輕忽政策的意義,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為學界推崇之「新斷代史」,書中雖見蘇綽其名,僅於述及田租與戶調時偶一出現,完全不提〈六條詔書〉,即其一例。
移風易俗──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
〈六條詔書〉見於《北史》與《周書》之蘇綽傳。是一篇三、四千字的長文。首言「治心」,指地方長官的心必須清澈,無一己私欲,事事為民著想。「凡是要治好民眾的事,長官先要把自己的心治好,心主宰著身體,是思想行為的根本。心不清靜,就會想些胡亂的事,心中亂想,就見不到道理所在,所做所為就錯誤百出。長官做不了正確的判斷,怎麼能夠治理百姓?所謂清心,不是說不貪財物而已,還要心中清澈安和,思慮端正平靜。(治人之體,當先治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人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財貨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治心」之外,蘇綽又說道「治身」,地方長官是百姓平民的表率、榜樣;是人們注目的焦點,學習的典範。所以,地方長官要「心如清水,身如白玉」,就是心思如清水之明澈,行為如白玉之無瑕,雖然手握實權,所作所為,從不為己身考慮,不受利慾污染。如何做到呢?「躬行仁義」,要有慈愛之心,做應該做的事:「躬行孝悌」,遵守家庭倫理,敦親睦鄰;「躬行忠信」待人誠懇,言而有信;「躬行禮讓」,謙遜有禮,與人無爭;「躬行廉平」,廉潔自守,處事平允:「躬行儉約」,生活簡樸,不求享受;「繼之以無倦」,時時砥礪,力求做到;「加之以明察」,不時反省檢討,精進不已。我們從蘇綽一再用「躬行」這個字眼,可以看出他對官員的要求,力度很強,要官員認清行政責任的重大,個人形象的重要,必須努力以赴,不容鬆懈;而且時不我與,不容拖延,要剋期達成,有其急迫性。〈六條詔書〉的第一條,可以看做蘇綽為宇文泰設計,頒給全國地方長官必須切實執行的道德命令。
第二是「敦教化」,寫道:人們的性情是可以改變的,性情浮薄,則風氣衰弊,天下就亂;性情質直,則習俗淳和,天下就治。自古以來的興衰治亂,都是出於人們性情的趨向。大亂已有二十年,人們不見道德,只知戰事,統治者不重視教化,只是用刑罰。今天,百姓生活已漸安定,可以注重教化了。地方長官必須重視此事,傳達朝廷旨意,做好有關工作。這些工作,包括:獎勵淳良善行,促進社會和諧,講解道德觀念,示範儉樸生活。民眾在地方長官的引導下,真誠善良的本性,日見發展,邪悪貪慾的念頭,逐漸消去。這時,教導民眾孝悌,使人展現慈愛天性;教導民眾仁順,使人和睦相處;教導民眾禮義,使人知道相處規矩。做到這三點,就是達到「王道」的目標,也就是先王移風易俗,垂拱而天下治的方法,這是政治上緊要的道理。
第三條是「盡地利」,有云:一年之初,地方長官就要告誡百姓,不問老少,只要拿得動農具,就要依照時令,從事生產。完成播種,整理秧苗,等待收成,每一個環節,不分老少,不別男女,都要盡力。就像有人落水,要趕快救起,如屋子失火,要全力灌救,有盜賊來犯,要併力抵禦。如果游手怠惰,好逸惡勞,不勤於農事,必定加以處罰,以儆效尤。我們看到,蘇綽不只是為地方長官規畫了應有的行事風格,也為農民擬定了必須遵照的生產守則。兩者同樣強調了每一個人都有必須做好事情的責任心,也同樣顯現了必須即刻執行,不可稍有遷延的急迫感。
西魏宇文泰政權的鞏固,制度上的原因很重要,不論是均田、府兵之制,計帳、戶調之法,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全國官民素質低下,官員貪污舞弊,民眾游手怠惰,任何好的制度都不會有好的效果。我們只摘取〈六條詔書〉中先治心、敦教化與盡地力三條的要點,即可見到蘇綽推行政務,首先強調個人的德行與品格,是不分官民的。一個政權,只要官員優秀,百姓勤奮,在高明策略的指導下,朝向儒家先王之治的目標,上下齊心,努力奮進,必能推動社會進步,創造經濟繁榮,為整體發展與進步奠定堅實基礎。
錢穆在《國史大綱》第二十章「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下)」最後部分,舉出北朝三道詔令,闡釋北朝政治的意義。錢先生說:「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必有一種合理的政治思想為之淵源。北朝政治漸上軌道,不能說不是北方士大夫對政治觀念較為正確之故。」首舉《北周書.文帝紀》「魏大統十一年春三月令」,記帝王任命官職時應有之心意與做法,以及官員們受命任職時 需有之志向與態度。錢先生又說:這道詔令,「乃蘇綽筆也」,可知在史家筆下,蘇綽對北朝政治之走向合理,有其重大貢獻,〈六條詔書〉或可視為理念之代表,而其中之「治心」與「教化」尤為關鍵,不應忽視。再者,國史上有三次以《周禮》為藍圖的改革運動,西漢末王莽,北宋王安石皆以失敗下場,惟西魏宇文泰獲得成功,〈六條詔書〉或許扮演重要角色。
小 結
宇文泰面對險峻情勢,突破困局,政權趨於鞏固,進而有所發展。原因何在,步驟如何,似可一說。
首先,領導人物的格局、氣度、識見、神采等,皆為臣民所敬佩,宇文泰就是這樣一位人物,胡三省說他:姿態言語,表情動作異於常人,就是指此而言。宇文泰如此,高歡亦然。史書記:「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指出高歡生活態度嚴肅,在關鍵時刻,都能做出正確判斷。高歡與宇文泰都是真正的「神」級人物。
其次,領袖人物面對困局,必須全力對付,能否奏效,在於是否得到賢能之士的輔佐;宇文泰之能夠鞏固政權,任用蘇綽是關鍵。蘇綽之謀略規畫,在於針對實際情況,擬定最佳策略,得到宇文泰之充分信任,言聽計從,遂有卓著之成效。
第三,軍國大政的規劃設計,基於淵博的學識與細密的思慮。蘇綽深知當務之急在提升整體人民的素質,方法則從負責治民的官員著手,啟動士人官員應有的道德感與責任心,繼而推向廣大民眾,要求每一個人忠於職守,父慈子孝,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
第四,一個社會或國家,人人重視德行與品格,素質必然大幅提升,官員戮力從公,清廉自守,民眾孝悌力田,誠信相待,社會必定和諧穩定,國勢亦將蒸蒸日上。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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