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的「七國之亂」是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亂平之後，封建的殘存力量徹底崩解，此後出現的任何「封建」制度都僅存名目，已無實質意義可言，中國進入了兩千年的帝國時期。
七國之亂，源於朝廷削藩，起兵反抗者七國，實則不論時人所言，或史書所述，多以「吳、楚反」稱之，可知此次動亂，吳、楚二國扮演主要角色。當然，吳國尤為重要，儼然集團首領。關於吳王劉濞與漢文帝之間的恩怨情仇，是七國亂事的主要背景，談者已多，此處不再贅言。楚王劉戊於舉兵之初，史書記載一則故事，所述何事，有何意義，不妨一談。
《通鑑》卷十六，漢景帝前三年，西元前154年，記有：
以前，楚元王喜歡讀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一起，跟著浮丘伯學《詩經》；他受封吳王，以這三位同學為中大夫，穆生不喝酒，元王就為他設「醴」。（胡三省注引顏師古《漢書》注：醴是一種甜酒，米多麴少，放兩個晚上就可以飲用。）到了元王的兒子夷王、孫子劉戊繼位，仍然設置；後來，劉戊就忘了，不為穆生設醴。穆生說他不再赴宴，還說：「可以回家了，不再設醴，王的意思已經很明顯了，這時還不知趣告辭，恐怕那一天，我就會被當作犯人在市場示眾。」就向楚王表示身體不好，必須在家休養。申公、白公不以為然，力勸穆生一起赴宴，說：「你忘了元王與夷王怎麼禮遇我們嗎？今天，楚王只是一時疏忽，忘了該做的小事，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穆生說：「《易經》中說：『知道變化的徵兆，就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徵兆，是小事，却顯示了變動的趨向，可以看出是吉，還是凶。有德行的人，見到了徵兆，就該有所行動，不容延緩。（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以禮接待我們三人，是因為對人世道理的尊重，今天楚王的作為，已忘了人世的道理。我們怎麼能與一個不講求道理的人長久共事呢？我不是因為他忘了為我設醴這小事啊！（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決定稱病告辭而去。申公與白生留了下來。劉戊行為浮躁暴虐，老師韋孟作詩既譏諷又勸諫，劉戊不聽，韋孟就去鄒地居住了。劉戊因為薄太后喪，不遵守禮制而被削地，就與吳國聯絡，商量起兵的事。申公、白生諫阻，劉戊不聽，判了兩人罪，把兩人綁在一起，穿了紅色囚衣，在市場做工。劉戊的叔叔劉富，叫人去勸諫劉戊，戊說：「叔叔不同意我，等我得意了，先來算這筆帳！（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劉富害怕了，就與母親一起離楚，前往京城。
文本的重點當然是穆生引用《易繫辭》的那句話，他何以要說這句話呢？只是由於劉戊忘了為他設醴嗎？就文本的表面描述看來，應是如此，仔細想想，設醴這件小事，與「是忘道也」的指控，相去頗遠，很難聯繫起來。況且穆生也說了，我不是為了這件小小的失禮的事，而是由於不能與忘道之人久處。所以，穆生口中的「道」指何而言，方是關鍵。我們怎麼解讀這個關鍵辭彙「道」呢？大概要運用一點想像力了，想像君臣之間酒宴上的可能情況。我們可以先想，元王與三人吃飯喝酒的情景，他們只是吃一些佳餚，喝一些美酒，另外為穆生做了一些甜酒釀之類的飲品嗎？應該不是吧。元王與三人之間，一定有說不完的話，就一些大家都很擅長，談來興緻很高，欲罷不能的話題交換意見。可以問問同學，他們最有可將能談的是什麼：吳國內政？漢初情勢？匈奴威脅？還是《詩經》？他們究竟談論什麼，我們無法確知，唯一可以想像推測的，只有《詩經》，因為有記載可以佐證。《通鑑》記：「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白生、穆生俱受《詩》於浮丘伯。」《漢書．楚元王傳》記：「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即後來的夷王）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集之。）世或有之。」據之可知，楚元王及申公非但好《詩》，還是精研這部經典的專家，當然，白生、穆生在《詩經》方面的造詣，亦不遑多讓。
楚元王與三位中大夫飲酒論《詩》，談些什麼？我們也是只能想像了。他們或許談到《詩．小雅》的第一篇〈鹿鳴〉，這篇應是周王宴群臣的詩。首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瑟，承筐是將（捧著幣帛的筐贈送寶客）。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客人愛我，請示我以至美之道。）」各位說說，最後一句，示我周行中的「周行」應該指何而言呢？周行，原義是大路，引申為處事應該遵守的「正道」吧！那麼，正道又是什麼呢？四人或許再談《詩．大雅》中的〈烝民〉，這是尹吉甫送別仲山甫的詩。周宣王派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這首詩為他送行，詩中贊揚仲山甫的美德和輔佐宣王時的盛況。全詩最後一句：「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詩中「穆如清風」是什麼意思？清微之風可以化養萬物，清美之詩可以讓人感動，是嗎？「永懷」若指長思，那麼仲山甫想什麼呢？詩人希望仲山甫能長思尹吉甫作詩的心意嗎？還是仲山甫是輔佐周宣王的大臣，今當遠離，唯有思念不已呢？再說，《詩．國風》當然也會談到，大概不會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類，而是如〈豳風．破斧〉，這是關於周公東征的詩。「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恐懼或匡正）。哀我人斯，亦孔（很、非常）之將（大、好）。」這首詩的解讀，應該是詩人回憶戰爭的殘酷與恐懼，念及陣亡的同伴，久別的家人都是可哀可憐的？還是周公東征是為了人民生活的安定，敉平動亂，匡正天下，對於人們的愛是很深厚廣大的？讀這首詩，可以見到什麼？究竟是東征將士慶幸生還，哀念陣亡同袍？還是懷念周公至公至正的心，以及東征的將士也以周公之心為心，而深受感動？（以上解讀，參考程俊英、蔣見元著《詩經注析》與朱子的《詩經集注》。）
楚王君臣一面品美酒、嘗佳餚，同時談論《詩經》的種種，重點不在典籍的訓詁、釋義，而是如何將典籍中的觀念與意義，在實際事務中施展出來，既是商談為政的道理，同時也是砥礪做人的品格。楚元王學養深湛，固不待言，其子郢客，即楚夷王，也是精於《詩經》之學，君臣間這樣的談論，情真意摯，必可持續，這樣的酒宴，自有其意義可言。劉戊即位為楚王，其人浮躁暴虐，不可能聽得進《詩經》中先民之開拓、聖賢之典範、施政之禮制、德行之陶冶等等內容的談論。於是，君臣之間的酒宴，不過是依從舊例，虛應故事而已，氣氛已驟變，意義盡喪失。這時，穆生感到楚王離「道」已遠，變亂必將不免，他早已體會情勢的大異，早已想到是時候了，應該走了，只是欠缺一個歸去的理由，劉戊之未再設醴，讓他有了口實。申公與白生當然知道，氣氛已異，情勢險峻，但念及他們三人與先王交往之深，情誼之厚，對其後人總應盡力輔佐，不宜棄之不顧，也就是在感情上難以割捨，但穆生從理性上判斷，留下已無可為，不如盡早離去。
穆生引《易經》的話是文本的要點。這段文字出自《易繫辭下》，原文為：「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朱子在《易本義》中提及：「《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指出史書引用，史家有所增刪，使其義理更為明白曉暢。至於《易繫辭》是怎樣的著作，近代大哲學家張岱年的評價可以參考。他說：「在荀子同時及以後，儒家中尚有許多無名的思想家，其成就亦很高。其最偉大的作品是《易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易傳》是孔子學說與老耼思想之卓越的綜告，其中有宏大深微的宇宙人生理論。《易傳》深觀變化，認為一切皆在變易之中，一切皆有成毀盈虛，而宇宙是生生不已的變化大流。一切變動之因，在於兩相反的相推相盪；此兩相反者，即是陰陽或剛柔。《易傳》有見於天下之賾，又有見於天下之簡，它是周秦宇宙論之最高發展。《易傳》的人生思想以剛健中正為主，注重自強日新；既講宇宙神化之研討，又注重制器以利用。」（《中國哲學問題史．序論》，頁14-15。）關於「幾」，《易繫辭上》有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可知《易傳》作者強調「極深研幾」，張岱年亦有所解釋：「深謂幽隠難見者；幾謂變化之初萌，細微而難辨者。於幽隠難見者莫不窮盡之，於變化之初萌微細難辨者，莫不審究之。是謂極深研幾，然後盡觀變之能事。」（《前書》，頁537。）我們可以說，穆生在劉戊繼位楚王之後，即已察知變化的萌現，昔日所尊重之理念已棄若敝屣，昔日所不屑之言行則肆意為之，文明價值逐漸破壞；這時他做出了判斷，此處不可久留，必須離去，酒宴不再設醴，只是讓他有了歸去的藉口而已。此後事態發展，完全被他料中，亦可謂「盡觀變之能事」。
史書記載酒宴的前後變化，藉以說明吳、楚謀反之不可能成事，君子眼中，忘道違義，必遭敗亡，楚王行為乖戾，下場必然淒慘。史家書此，除了增添我們的歷史知識，更希望我們汲取歷史教訓，要我們留心身旁事務，從細微處觀察，注意徵兆的萌現，以辨析大勢發展的趨向，唯有如此，才可以對未來的工作與生活，做出正確的安排。穆生的「研幾」，正是我們需要仔細體會的人世道理。
2018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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