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君臣關係」，理想當屬君明臣賢，國君聖明，臣子賢能。就如堯之為君，至德感人，萬邦協和；舜之為君，任用賢能，臣下各有職責，如：工程建設的禹，糧食生產的棄，訓導教育的契，刑律處罰的皋陶，山林川澤的益，以及禮儀祭的伯夷等等，各盡其能，解決問題，照顧民眾，增進文明。這是《尚書》所記，也是理想的君臣典範，永為後世嚮往。實際情形，應非如此簡單，而是相當複雜，呈現不同形態，這裡不作形態的分析，只想舉兩個例子，稍作談論。請看《通鑑》卷二三八，唐憲宗元和七年的一段記載。
皇帝在延英殿，李吉甫說：「天下已經太平無事，陛下可以享樂一番。」李絳說：「漢文帝的時候，沒有戰事，家給人足。賈誼還是以為如同薪材之下點著火，隨時會釀成災害，不可以說是安全。今天朝廷法令管不到河南、河北五十幾個州；吐蕃等外患威脅著西北，涇、隴一帶隨時見到示警的烽火。加上水災、旱災時時發生，糧倉不少空著，正是陛下勤於為政的時刻，怎麼說是天下太平，可以享樂呢！」憲宗說：「你的話正合我心，」下朝後對左右的人說：「李吉甫專門討好我，李絳才是真宰相。」
李吉甫說：「大臣不應該一意指陳皇上的缺失，如果朝廷上下，君主很高興，臣子很安心，不是很好嗎？」李絳說：「做為臣下就應該苦口婆心指陳君主得失。如果君主有缺失，臣子不說，使君主犯下大錯，怎麼能說忠於國君呢？」憲宗說：「李絳說得對！」李吉甫回到中書，不看公文，只是長吁短嘆。李絳只要一段時間未進諫言，憲宗說會問：「是不是我不容批評，還是沒什麼事可說？」
李吉甫又對憲宗說：「賞與罰是國君施政之時，手中掌握的兩項權柄，不可以有所偏廢。陛下登基以來，對百姓很好，只是威刑方面做得不夠，各方面都顯得懈怠，希望在這方面有所加強。」憲宗對李絳說：「你覺得如何？」李絳回答：「理想的治理，是崇尚德行，而不是運用刑罰。我們不可以捨棄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景帝的愛民典範而去學秦始皇父子的嚴刑峻法。」憲宗說：「你說的對！」十幾天後，于頔向憲宗建言，也勸皇上採用嚴刑峻法。過了幾天，憲宗對宰相說：「于頔是個大奸臣，勸我用嚴刑，你們知道他的意思嗎？」都說：「不知道。」憲宗說：「他要我失去民心！」李吉甫聽了臉都漲紅了，下朝之後，幾天都低著頭，笑不出來。
從字面意思解讀，李吉甫一心一意討好憲宗，既要皇上享樂，又不要臣下進諫，還要皇上運用刑罰，整頓朝綱。只是憲宗英明，不為所動，而且贊成李絳的的主張，駁斥李吉甫的意見。憲宗可謂明君，李絳當屬賢臣，君明臣賢，天下必治。是嗎？我覺得史書記載不能這樣理解。關鍵在於李吉甫是一個怎樣的大臣，他不是一個只會阿諛、諂媚、討好君主的大臣，也不是那種意見不為君主採納，遭到駁斥，只有長吁短嘆，徒呼負負，毫無作為的大臣。李吉甫十分能幹，憲宗即位之初，對他頗為倚重，他也表現不凡，尤其是處理藩鎮事務，貢獻殊多。憲宗平定四川的劉闢與浙西的李錡，他出謀畫策，展現了處事的長才，受到憲宗賞識。《通鑑》憲宗元和十年記：「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可知李吉甫在憲宗身旁協助處理軍務，運籌帷幄，深得信任。用兵以外的其他政事，李吉甫必也多有獻計，為憲宗採行。《通鑑》有所記載，此處不再贅述。
李吉甫是個能力很強的宰相，一心希望成為得到皇上信任與授權，他可以選用能吏，授以職務，嚴加監督，責其成效，有功則賞，有過必罰，賞罰分明，事無壅蔽，雖然達不到化民成俗的理想，也足以保證社會民生的安定。簡言之，李吉甫想要扮演向皇上負責的管理者角色，皇帝高高在上，不須宵衣旰食，不妨稍事享樂。官員們只要做好分內的工作，無需關心皇帝的舉措，不必提出惹惱國君的諫言；於是，君悅於上，臣安於下，朝廷氣氛融洽和諧，軍國政事順利推行，豈不很好的朝政運作？李吉甫並沒有要架空皇上，大權獨攬，但却要皇上賦予足夠的權力，完成國政管理者應有的職責。
李吉甫在政事上表現亮眼，如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全國各地的州縣賦稅；任淮南節度使三年，在地方興修水利，溉田萬頃。李吉甫對朝廷的冗官、閑吏尤其不耐，力主裁減，也得到憲宗及其他朝臣相挺，「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新唐書》本傳）相對而言，為官擇人必須嚴謹，所用也多幹才。《新唐書》說：「起初，李吉甫主政，綜合各方，精心處理，把事情辦得很好。引薦術德兼修的人才，讓他們盡情發揮，對於忠臣之後，也多予任用，以鼓勵臣僚，效法義行。到了再度輔政，天下百姓，滿懷期待，而這時他稍欠大公之心，挾怨報復，李藩罷相，裴垍降職，都與他有關，人們對他不無疑慮。憲宗也感到他專擅朝政，不能放心，於是提拔李絳，李絳與他之間，也就有了嫌隙；李吉甫若與李絳有所爭議，憲宗總是站在李絳這邊。但是，李吉甫仍然是奉公守法，不加害於人，是頗識為政大體的大臣。（初，吉甫當國，經綜政事，眾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爭辯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忮害，顧大體。）」
李吉甫真是一位能幹的管理者、經營者，對自己的能力太有信心，因而恃才傲物，恃寵而驕，不經意間，踩到了紅線，得罪了至高無上的領導。幸而這位大皇帝不是猜忘刻薄的昏君，只是不認同他的治國路線圖而已。這樣的發展，讓我們看到了李吉甫心中君臣關係的「模式」及其限制了。
李絳呢？他是一個對當前局勢有清楚了解，知道如何應付時局的大臣。他一再強調河北藩鎮已結為一體，有其習俗與信念，自成文化，一時難以撼動，不可貿然動武。不若先處理淮西這個桀驁不馴的藩鎮，因為淮西地近洛陽，東都受其威脅；而其四周為朝廷州縣包圍，孤懸於外，河北強藩援助不易，朝廷只要戮力以赴，頗有勝算。但言及君臣關係，李絳意見就與李吉甫大相徑庭了。
李絳認於君主應以三代聖君為法，先要樹立至高的道德形象。憲宗即位未久，問他：「我要怎麼做方能達到像太宗貞觀、玄宗開元那樣的盛世？」李絳的回答，首先舉出「端正身心，修練不已；尊敬有德之士，遠離佞倖小人，進用忠良人才。（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接下來就是一套儒家施政的典型作法，如：言而有信，與賢者游，去無益之官員，擇優良之將帥，法令行於下，教化篤而成等等，受到憲宗的贊賞。
李絳的觀念裡，君主能否有如明君的作為，臣下的勸諫很重要。臣下的重要任務就是告知皇上，有些事是不可做的，有些事應該如何做等等。君主的態度也很重要，不可以拒諫。《通鑑》載元和二年，憲宗問李絳：「諫官批評朝政，許多都不是事實，我想找一、二個最囂張的，處罰一下，讓其他人知所警惕，你看怎麼樣？」李絳回答：「這一定不是陛下的意思，不知道是哪一個壞人想要矇蔽陛下。一個大臣的死與生，決定於君主的怒與喜，敢開口提出諫言的，能有幾人？這些要提出諫言的臣子，白天黑夜都在想，要怎樣才不惹禍上身，這裡刪掉，那裡除去，剩下的只有原來想講的十分之二三都不到。作為君主應該希望臣下多進諫，應該擔心沒人開口，怎麼可以用判罪來嚇唬！如果這樣的話，天下人都閉口不言，這絕不是國家社會的福氣。」憲宗覺得有理，就不再提那個餿主意了。
元和四年，大旱不雨，憲宗想要下道祈雨的詔令，該寫些什麼呢？李絳和白居易舉出幾個重點，一、減人們的租稅；二、宮中宮人太多，可以讓多餘的宮女出宮，既合於人情，又節省費用；三、禁止地方以供奉朝廷為名義，斂取民間財物；四、嶺南、黔中、福建等地有掠良人為奴婢的風氣，須嚴令禁止。這些意見均為憲宗採納；詔下，雨降。李絳在賀表中說：「我們可以知道：先擔憂一些事，就能無憂；等事情發生了才擔憂，對於事情沒有幫助。（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真是一句好話語。
元和五年，李絳當著憲宗的面，批評寵幸的宦官吐突承璀過於專橫，語氣很沈重，態度很誠摰。憲宗板起孔說：「你說得太過分了吧！」李絳流著淚說：「陛下相信我，讓我在這個可以直言的位置，如果我有所廻避，怕惹禍不敢進諫，是我對不起陛下；如果我說了，而陛下討厭不想聽，是陛下對不起我。」憲宗怒氣稍減，說：「你的話都是別人不敢說的，讓我聽到了別的地方聽不到的，你真是忠臣，以後你還是應該這樣盡量提出批評。」這一類的事情，《通鑑》尚有一些，就不再引述了。
李絳是翰林學士，職司進言，亦可勸諫，與宰相負責軍國大政固然有異，但李絳心中的理想政治，是國君有著聖君的形象，又有明君的作為；臣子的主要職責，無非就是努力幫助國君，使朝政步上正道，讓百姓妥受照顧，由安定富裕而教化大行，向著三代之治的理想目標邁進。做為一個臣子，是把民間的疾苦或歡樂讓君主知悉，同時建議君主應該採用怎樣的措施，方能收到照顧百姓的成效。也就是說，李絳心中的大臣，扮演著傳達者、輔導者的角色；這樣的君臣關係模式，與李吉甫模式，大臣扮演的管理者、經營者大異其趣。如果從國君是否可以批評的角度來說，李吉甫模式顯然以「尊君」為特點；而李絳模式則以「愛民」為重心。
如果這樣的分析沒有大誤，我們不妨問三個問題。首先，憲宗喜歡哪一種模式？照前引《通鑑》文本，憲宗都同意李絳所言，反駁李吉甫主張，似乎贊賞李絳模式，但是仔細想想，國君拒絕李吉甫的建言，需要很大的勇氣，也要很高的智慧；憲宗雖有締造「元和中興」的偉業，似乎仍難以擺脫李吉甫所設的尊君模式。李絳一再勸憲宗不可過度寵幸大宦官吐突承璀，憲宗一再敷衍，是一例。俟李愬風雪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平淮西；憲宗以為功業已成，生活驕侈，任用聚斂小人為相，裴度等大臣極諫，不聽，是又一例。甚且聽信方士柳泌，為他合長生之藥，柳泌以天台山多靈草，求為台州刺史。諫官上言，昔時君主好神仙，從不任命方士為地方官，憲宗說；「只是用一個州的力量，就能讓國君長生，你們就不要捨不得了。」聽了這句話，所有的臣子都閉嘴了。這個例子更能說明，憲宗眼中，平民百姓沒什麼地位，李絳愛民之說，並未深植心中。
第二個問題，《通鑑》的書寫者司馬光與范祖禹，怎麼看這兩種君臣關係的模式呢？很明顯，書寫者偏愛李絳模式，所引文本已經清楚呈現了。李絳的話都對，都值得肯定；但李吉甫却一無是處嗎？看來是的，可見書寫者的主觀評價也就十分明白了。當然，這與書寫者反對用法治國有關，多少也有反對王安石新法的意含，但這裡最多可以推測，《通鑑》關於牛李黨爭的叙事中，有其立場，偏向牛黨，憲宗晚年的文本中已經有所顯露了。
第三個問題，您看了這篇小文，如果您也同意兩種模式說法應可成立，您贊同哪一種呢？如果您要問我，我只能說，很難取捨啊；比起李吉甫，我會多喜歡一點李絳。當然，這是主觀的感受，是無法計量的。
201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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