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興之後約七十年，士大夫的自覺開啟了新的時代精神，歷史上的宋代才算真正出現。這是錢穆在《國史大網》中的著名論斷，也是今天講述中國歷史，經常援引的重要觀念，談及「唐宋變革」時，特別擲地有聲。錢先生此書限於體例，不可能就宋初部分再加深究，此後學者對於太祖、太宗的研究，多能指出其間之不同。其中一項，太祖之時，仍屬「國初好武，人不悅學」，於文化之促進，殊少貢獻；而太宗之時，則由於科舉取士人數大增，進士及第所任之職務亦較前為優，以致士子向學，文風趨盛。其時情況如何，不妨從「讀書」觀點略作描述。
我們不妨再向前追溯，五代之時，情況如何。「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1]這句歐陽修的名言，是讀史者所熟知，也無異議；但大家都知道，整個時代的五十幾年，是無法用一句話全然概括。歐陽修著史，於春秋筆法之外，也記了不少官員好讀書、喜談論的事，儘管零零散散，却不能視為毫無意義。五代之時，民間的文化教育活動，不論見於書院、佛寺、道觀等，影響宋初甚巨，論者已多，玆不再贅述，朝廷官員的「文化」表現，或許亦是宋代初期，乃至於宋代中期學術文化的淵源之一，或亦值得稍作探討。
五代君主對讀書的態度
我們可以先觀看五代之時，君主對於學問的態度。
朱温的父親，讀過書，以五經教授鄉里，早卒，朱温幼時在劉崇家做工糊口，劉崇的母親說：「朱三不是普通人」，要劉崇好好待他。朱温因為破黃巢立功，當到節度使，對母親說：「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也。」[2]這句話甚為自負，對於讀書，顯然不屑一顧。朱温其人，如同馬奎斯所說「有著與生俱來的精明」[3]，不可小覷，史書中的許多記載已經清楚表明。朱温的首要謀士是敬翔，他問敬翔，聽說你在讀《春秋》，這本書記什麼事？敬翔回答：諸侯之間打仗爭戰的事。他又問：書中所說的用兵之法，我們用得上嗎？敬翔說：兵法，是要隨時應變，方能出奇致勝，《春秋》中的古代兵法，不能用於今日。朱温聽了，十分高興。[4]這個故事也多少反應了朱温對讀書的態度，即「讀書無用」。
朱梁為唐莊宗李存勗所滅。李存勗，「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5]李存勗勇於戰陣，精於歌優，死於嬉戲，歐陽修在〈伶官傳〉中，感慨良深。但我們注意的是他讀過《春秋》，還能把握大要，只是未能用於國政。繼立的李嗣源，即五代在位最久的唐明宗，他不識字，却崇尚學問。他問其子從榮：你在處理軍政事務之餘，做些什麼？從榮回答：有空我就讀書，與儒士講論經義。他說：經書中講君臣父子之道，你要親近有學問有品德的讀書人。先帝（李存勗）喜歡作詩，沒什麼益處。你是將家子弟，寫文章這些是做不來的，寫出來的東西，只會讓人當作笑話。我老了，不能理解經書大義了，但總是喜歡聽人們談論，經義之外，都不值得學習。[6]這個故事是五代少有的美談。
石晉瑭死，子重睿年幼，由侄重貴即位，是為晉出帝。重貴少年時，相當安分，及長，善於騎射。石晉瑭要博士王震教他《禮記》，讀了一段時間，他還是讀不懂，就對王震說：「讀這種書，不是我們家該做的事。」[7]石重貴的話，最能反映皇族的心態，時代的氛圍，讀書是沒有用的，我們將家子，擅長打仗最重要的。到了後漢，史弘肇的話：「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毛錐子有什麼用！」也就成了標誌五代的另一句名言了。
後漢是長夜的盡頭，時至後周，曙光展露，天漸漸亮了。《通鑑》最後一卷，世宗顯德五年（958），記曰：「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遍賜諸道。」胡三省注曰：「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8]胡三省寫這一條注記時，想到什麼？首先，元稹的〈均田表〉很重要[9]，將之推行，是一件利民的大事，不可不記。其次，讀到世宗居然「近覽《長慶集》」、「嘗夜讀書」這樣的文字，受到感動；國君秉燭夜讀，深有所悟，這是多麼動人的情景，怎能不記？再說，我們還可以想像，世宗在朝廷提出，與大臣討論商議，再擬定方案，下詔執行，是一個必然的過程，所引詔令內容，多少已能窺知。
朝廷大臣的表現如何呢？他們會建議君主讀書，再加以討論嗎？不大可能。政局動盪，貪腐成風，有為有守之士，幾無立足之地；烽火滿天，狼煙遍地，戰報頻傳之際，讀書討論已無可能。更為根本的原因，仍在大臣本身學識修養，似嫌貧弱，所言所行，大抵猥瑣浮薄，甚至對於朝廷禮儀，典章制度，均甚生疏，只能從事記錄簿書，出納錢糧等吏職，難以獲得君主尊敬，也就不堪有所建樹了。歐陽修《新五代史》卷54至57，從馮道至趙延義，基本上都屬於這樣的大臣，這些讀書人，對於時代的推移，文化的積澱，助力殊為有限。
然而，我們還是可以見到朝廷君臣關於閱讀的記載。《通鑑》卷278，記唐閔帝時：「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寛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眾惕息不敢應。」[10]看來，君主雖有致治之心，但無法掌握要點，臣下深知徒具形式，敷衍應付，並無成效；這或許就是五代之時，君臣讀書討論的一般情況。
朝廷之上，君臣之間，非但讀書討論，既屬少有，又乏成效，就是臣僚以所學論時事，亦不多見。《通鑑》卷276，唐明宗天成三年，記：「史館脩撰張昭遠[11]上言：『……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胡三省寫了一條較長的注釋，可以看出他對這條資料，感觸很深，也就有所發揮，他寫道：「自梁開平以來，至于天成，惟張昭遠一疏能以所學而論時事耳。不有儒者，其能國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賞歎而不能用，嗚呼！帝之賞歎者，亦由時人言張昭遠儒學而賞歎之耳，豈知所言有益於人之國哉！」胡三省感慨其時大臣多不能以所學論時事，而「以所學論時事」正是朝廷君臣議政的傳統做法，其意義無非是政事需由學問中來，不讀經史，不知足以知治道之本，也無以論安危之理。胡三省將學問與政事之間的關係作了精要的聯係，也讓我們知道，儘管此一傳統在五代之時已是不絕如縷，然而並未消失殆盡。
五代武夫中的好學崇儒現象
我們大概不容易想像，五代之時，馳騁戰場的武將之中，不時見到好學、崇儒、談論、聚書等與他們的身分職位很不相襯的作為。請讀歐陽修《新五代史》中的若干記載：
史匡翰，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13]
烏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14]
王思同，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有嘗有戰功。[15]
羅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16]
趙匡凝，為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脩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17]
王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18]
這樣的記載，怎麼解讀呢？大概不能只說，五代之時，武將之中亦有好學之人而已吧。我們應該想到，是什麼因緣讓這些武夫也能親近儒生，接觸儒學？只有他們身旁不乏習經史、誦詩書，而且讓他們佩服欣賞的讀書人，他們才會興起學習的念頭，進而身體力行，好學崇儒。我們似乎可以說，就是在戰事頻仍的五代，主帥身旁總有一些熟悉經史的文士，這些人，造詣不深，名氣毫無，却把學問的種子飄散出去，儘管未能開花結果，然而對於文化慧命的延續，不能謂之無功。
再說，武將讀書，多喜《春秋》，尤其是《左氏傳》最得青睞。《左傳》一書，固然描述戰爭之事為多，但春秋車戰，事屬上古，正如敬翔所說，古兵法不能用於今日，參考價值不大。但武將何以仍然偏愛此書，應該不在其實用性，而是喜歡書中的「故事」，有打仗的故事，有施政的故事，更有許多講到人世道理的事例。這是一本可以一讀再讀，也可以反覆談論，終日無倦的書。這樣看來，這些武將的好學崇儒，不是只圖這方面的名聲而已，況且，在那個時代，這樣的名聲究竟是好、是壞，也是難說。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些武將，禮敬文士，喜與學者談論。談論的內容，《春秋左氏傳》應是主題之一，吟詩作對，酬唱應和，[19]則是另一重點。這個風氣或許得自君主的獎掖，李亞子是著名的例子，然亦沿襲昔日大唐風華的文化生態，就是烽火滿天的歲月，依舊絃唱不輟。所以，我們讀到資料中「喜作詩」之類的文字，恐怕不能認為只是某人「喜歡作詩」而已，不妨想像當時情景，把它視為一種文化活動，如同資料中所見的「聚書」，[20]都是具有延續文化意義的活動。
最後，我們還可以注意到「為政有聲」、「為政有威惠」之類的句子，說明這些好學習、敬儒生，禮文士的武將官員，治理地方，不致過於苛虐，民生得到照顧，雖然不能以偏概全，部分有此表現，見於記載，即有其一定的義意。
如果我們再看看某些武將，在生活中呈現的人生態度，我們也許不易相信這是見於五代的記載，是發生在那個時代的事情。諸如：
郭延魯的父親郭饒，後晉時担任沁州刺史九年，照顧百姓，州人感懷不已。延魯以攻入汴州有功，任復州刺史，想到父親在沁州的治績，一心效法，勤政廉潔，惠加百姓。延魯父子均以善於治理地方，留名青史。歐陽修特別加以表揚，寫道：「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21]
張廷藴，是唐莊宗手下的猛將，野戰攻城，身先士卒，金瘡滿體。劉皇后隨軍，手下的人刼掠擾民，他人敢怒不敢言，廷藴抓到就依法處死。他是武人，識字不多，而敬重文士，隨唐明宗破梁鄆州，見到判官趙鳳，就說；「我看你的相貌，必定是讀書人，你不必隠瞞。」並推薦給明宗，趙鳳後來當到宰相。他生活廉潔，曾担任七個州的長官，死後未留下什麼錢財。[22]
翟光鄴，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周太祖時任樞密副使，知永興軍，卒於官。他為人沈靜，思慮細密，長於謀略。盡心服侍繼母，是人們眼中的孝子。當了高官，不經營產業，住在官舍裡，簡簡單單，僅能遮蔽風雨；親族往來，和睦相處，同樣過著粗茶淡飯的儉僕日子。他一點不以這樣的生活為苦，最高興的莫過於賓客來訪，喝酒談天，說說買書讀書的心得感想。他治理地方，以寛靜為政，予民休息，深得百姓愛戴。[23]
我讀這些故事，不禁想起唐玄宗初期，與姚崇齊名的盧懷慎。《通鑑》記曰：「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能力很強，子喪請假，懷慎主政，事不能決，只得向玄宗告罪請辭，玄宗說：「天下的事，我交給姚崇處理，你當宰相，可以作為朝野的典範。」[24]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對盧懷慎這樣的風格，大加稱讚，寫道：「開元之世，以清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立於有唐三百餘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乂安。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焉。」[25]
為政者生活清儉，可以溯自大禹，載籍所見，史不絕書，儼然成為中國實際政治中所強調的美德，寖寖然也成了一項傳統，唯君臣上下，多不能信守。但其核心價值，人們始終肯定不疑，身體力行者，更是屢見不鮮，就是在天地已閉，賢人隠去的五代，也不乏其人。船山先生以「知有廉恥，天下以安」標舉其義意，最得其肯䋜。我們可以進一步發揮，為政者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國家社會必然安定發展，若上下交征利，階層對立，鬥爭必起，動亂、災難等禍害將不能免。也許，我們可以把為政者的清儉，視為政治安定的一項「因子」，五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安定的因素至為少見，但從郭延魯、張廷蘊、翟光鄴等人的表現，仍可以在某些官府的角落，察覺到潛存著的此類因子。
宋太祖喜讀書重實用
宋太祖趙匡胤個性嚴肅，沈默寡言，從來就喜歡看書，雖然在軍中，只要有空暇，總是一卷在手。聽到有人說起什麼好書，就要設法購置，不論價格多少。隨周世宗出征淮南，有人對世宗說：「趙某取得壽州，他的好幾輛車都載著珍奇寶物。」世宗派人查看，只是幾千卷書，沒有其他東西。世宗把他找來，說：「我要你當將帥，帶兵打仗，開疆拓土，主要工作是訓練土卒，增強戰力，這些書有什麼用？」他回答：「我沒什麼奇謀善策可以貢獻，既担任這樣的要職，只想多讀點書，可以增廣見聞，也可以思慮精細。」世宗對這樣的回答，十分滿意。[27]從這一則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趙匡胤在軍中好讀書的表現，雖然有其淵源，但仍是十分少見，也為其他官員側目，以至向主帥周世宗進讒言，經過調查，世宗知道他的車中所載只是書籍，第一時間也是不以為然，反映了當時對於武將的一般看法。經由他的仔細說明，世宗贊同他的想法，可以說是他與世宗對於讀書，態度是較為一致的。
趙匡胤即大位後，仍然喜好讀書，也建議大臣多讀書，要趙普讀《論語》，是大家熟知的例子。不過，他的讀書效果如何？似乎仍欠高明，無法與儒臣相比；君主的此一愛好，還會被臣下利用，藉以奪權。開寶元年，盧多遜知道皇帝好讀書，常派人到史館取書，盧多遜就叫史館員吏告知書目，徹夜把它讀完，果然皇上問起書中的事，只有他應答如流，他就更得寵幸。[28]
太祖的讀書，恐怕知識上的興趣不如實際上的需要。即位未久，建隆三年，他對身旁大臣說，「今天我想要武將都讀書，這樣他們才知道治民的道理，這是很重要的。」身旁的大臣們都低下頭來，沒有回應。李燾引述了這段記載，加上按語，說：「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對，識者非之。」[29]平情而論，太祖心意固然可以讚賞，衡諸當時實情，或許稍嫌躁急。多年之後的開寶七年，太祖對趙普說：「我想選派若干有能力的儒臣去治理重要的府州，縱令他們也會貪腐，比起武臣來，總要好得多。」據之可以推知，建隆之時就要下令武將讀書，身旁的人心知不可，也只有默然不語了。
乾德元年，朝中出現一場關於歷代武臣孰褒孰貶的討論。事起於太祖到武成王廟，看到兩廊所畫名將，就指著白起說，這個人濫殺降者，怎麼可以供奉在這裡，命令把白起除去，其他大臣有的說這個人不應該，有的說那個人沒資格，所以就重新商定，取「功業始終無瑕者」，除去了二十三人，新加了二十二人。[30]我們看看這個「名單」，多少會對於宋初文臣歷史知識之貧弱，感到驚訝。就在當時，也有人看不下去，上疏表達不滿。這是一位學問不錯的官員梁周翰，他的意見亦記於《續長編》中。梁周翰提到幾點，一、所有的傑出人物都有其瑕疵，就是周公、孔子亦不能免，那有「功業始終無瑕」這件事？二、為武將立廟供奉，表示對於兵戎一事的重視，過去列於廟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有一定共識，今天除名的理由，只注意到小地方的缺點，遺漏了十分傑出的表現，並不妥當。三、歷史上的名將，有的下場悲涼，有的犯錯不小，但他們都是英雄豪傑，其謀略、氣勢、功業，傳頌一時，留傳後世。若將這些傑出人物換掉，必將讓人困惑不已，況且典範功用喪失，使人無所取法。最後，若要強調戎政，激勵武臣，還是不要更換，也就是仍供奉原來的人物要好得多。太祖並未採納梁周翰的意見，其理由是用新的取代舊的，可以有所「懲勸」。[31]我們可以看到梁周翰的學問，顯然比朝中的一群文臣都要好得多，但太祖的懲勸，主要還是強調武將必須忠於朝廷，不可叛逆，而這也正是宋初對於武夫最不放心的地方。
太祖讀書的記載中，可以看出他的理解是較為膚泛淺薄。乾德四年，他從容對翰林學士陶榖說：「武則天是一個女皇帝，雖然濫用刑罰，殺了很多人，但她不殺狄仁傑，這是她享國長久的重要原因。」從這個話題，談到了前代帝王的得失，談了好一會兒。[32]我們可以看到，太祖對於談論前代帝王的作為很有興趣，不過他並不了解武則天濫用刑罰的原因，以及對狄仁傑敬重，可知他的議論，顯然有欠深入。
太祖對執法的官員選取，特別慎重。開寶六年，有一次，他對馮炳說：「我每次讀《漢書》，讀到張釋之、于定國的治獄，執法公正，使天下沒有人感到寃屈，這就是我所期望於你們的。」[33]二年後，他對身旁近臣說：「我讀《尚書．堯典》，感歎堯舜的時代，四凶犯了這麼大的罪，只是投竄異地，那有像近代這樣刑罰嚴苛啊！」這些話顯示他希望治獄寛緩，[34]也有改進五代惡習的意味。簡言之，太祖讀書，切於實用，既給予他施政的理念，也是他指導臣僚的依據，至於書中的道理深精義，大概還是無暇及之。
宋太宗讀史書的心得與表現
宋太宗趙光義，作詩作賦，寫字論字，聚書編書等等人文方面的素養遠勝乃兄，這是大家所熟知，我們就不必述說了。他也勤於讀書，尤其讀了不少史書，表現出怎樣的特點，或可藉以一探其時朝廷的文化水平。
太宗讀書很勤奮。太平興國八年，他在禁中讀書，從巳時讀到申時，方才掩卷休息。也就說，他從上午九、十點讀到下午三、四點才罷手，真是勤學苦讀，於是出現了蒼鶴飛上殿鴟吻的祥瑞。[35]雍熙元年，他對宰相說：「我每天的行事都有一定時程，辰巳間處理朝政，完了就看書，一直看到深夜才就寢，五鼓起身，又是一天。」[36]看來他讀書時間更長了，似乎更用功了，不過，這是他自己說的。然而，我們也可以想像，他一定時常對大臣說，我時時讀書，我用很多時間在書本上，對於身旁的大臣來說，往往會形成一股壓力，逼迫自己也要在書本上下點工夫。當然，這不是壞事。
端拱元年，太宗對戶部侍郎李惟清說：「我讀《漢書．賈誼傳》，讀到半夜也不覺疲累。賈誼在漢文帝時，評論時事，十分激切，又是長太息，又是流涕痛哭，就是為了感動文帝，不怕君主不高興，真是為國家的好臣子。今天，我們有這樣的大臣嗎？」李惟清說：「陛下即位以來，親自選拔的官員都很優秀，如果他們論事合乎道理，陛下加以獎賞，像賈誼這樣的人物就會出現了。」太宗說：「我的聰明，雖然比不上漢文帝，可是，我對大臣論事的奏疏，却是一讀再讀，看看有沒有道理。只要稍稍利國便民，我都會要宰相實施。有些見識淺薄，道理欠缺的，我就擱下，也未加以處罰，就是為了廣開言路，增加見聞。如果有人講得很好，我會特別加以拔擢。」[37]我們從君臣的對話中可以看到，太宗對賈誼論事的心意，頗為感動，於是想到目前的朝臣表現；經李惟清稍稍點撥，他就大談自己的傑出作為，似乎有意與漢文帝嫓美並肩，忘了今天是否也有一些可以令人痛哭、流涕，或者長太息的情勢，可以與大臣深入討論一番。也就是說，看來賈誼〈治安策〉的精義，似乎並未進入君臣的心中。
然而，太宗書讀得多，也就不會只停留在事情的表面了解，而是較能進入文本陳述的肌理。就像他對輔臣所說：「我讀前代的書，必將深深體會其中的道理（朕歷覽前代書，必深味其理）。」[38]他對唐太宗的認識，顯然就是採用這樣的讀法。淳化五年，太宗對左右說：「帝王的言行舉止，應該自然不做作。我讀唐史，看到唐太宗的作為，可以知道他是好虛名的人。每一件事，必先大張旗鼓，宣揚一番，才會去做，目的只是留名史冊，這怎能說是順其自然呢！」[39]唐太宗的事蹟固然不能用這句話概括，但多少也揭露了唐太宗好虛名的一個面向，不是講到唐太宗只會大肆歌頌的人所能觀看得到。再說，太宗這番對唐太宗的評語，應是讀史之時，體會當時情景，進入人物內心，方能得到這樣認識的。比起五代、宋初，朝廷君臣，手捧《貞觀政要》，行禮如儀似的照本宣科，逐字逐句，大聲朗誦，對於讀書意含的掌握，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至道元年，已到太宗統治的末期，一天，他對侍臣說：「自後晉、後漢以來，朝廷權勢低落，君主昏庸，大臣跋扈，紀綱、規矩都被破壞，只能算是一個小邦。我承繼這樣敗亂的局面，統治天下，即位的開始，研讀記載先王統治的典籍，參照五代以來的弊政，感到這樣的習俗為時已久，必須改革，於是決定大肆更張，重作朝廷法制。可是反對的意見很多，甚至二、三位名聲很高的老臣，也不贊同。我一心去做，決不動搖，堅持下去，於今已二十年了。你們認為今天的治理如何？雖然不能上比三代，也做到海內清平，法令明確，四裔來朝貢，百官勤職事，比起前代，我不再感到有所慚愧了。」[40]讀太宗的這段話，令人想起更有名氣的太宗，晚年對大臣所說，我的才能雖然比不上古代帝王，但是，有些地方，我看不比他們做得差，這是什麼道理，我不清楚，你們說說看。大臣只有說，陛下天縱英明，功德如天地，意思是古代帝王，誰也比不上。[41]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說，宋太宗此言，緣自唐太宗；可是，宋太宗晚年自滿，似乎不比唐太宗為少，則是可以斷言的。至於太祖的治績，已不在他的眼中，猶餘事也。
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太宗死後，記一個故事。太宗曾對錢若水說：「讀書人像古人一樣為學入仕，運氣好當大官，生活榮華富貴，出進前呼後擁，門楣生耀，夠光榮了，這時能夠不想到如何報效國家嗎？」錢若水說：「高尚的人，固然不會以位高名重為無比光榮，忠貞之士，也不會以時運有無改易節操，如果只是因為得到高官厚祿就效忠朝廷，這是下等人的作為。」太宗點頭，說：「你講得很對。」劉昌言罷官，太宗問身旁趙鎔等人：「看見劉昌言了嗎？」趙鎔說：「常見到他。」太宗說：「他哭了嗎？」趙鎔回答：「他談到就哭。」太宗說：「人們就是這樣。給他一個重要的職位，不能盡心盡力做好，一旦被罷斥，就哭哭啼啼。」錢若水說：「劉昌言從來沒哭過，這是趙鎔為了迎合陛下，才這麼說啊。」呂蒙正罷官，太宗又對錢若水說：「當大臣就應該盡已所能以保富貴，呂蒙正過去是一介平民，我提拔他為宰相，今天又他遭到罷黜，他一定很想重回這個相位。」錢若水說：「呂蒙正任宰執，固然顯貴無比，但他的學養德望足以當之，罷相而為僕射，也是百官之長，地位崇榮，並非僅是閑差。況且，呂蒙正並沒有因為退罷相職而抑鬱憂傷。今天世上不求爵祿，不想做官，隠居山林的高士，為數不少，像我們這樣，貪圖朝廷俸祿，一直做官，是不值得炫耀的。」太宗沉默不語。錢若水因此想到，君主這般對待輔佐的大臣，主要在於從來沒有一位重臣，高舉風節，不貪名利，以進退之道感動君主，決定做滿一年，以身體不適，請辭告退。只是因為春季天旱，太宗十分焦慮，錢若水不敢提出，接著西邊用兵，一年後，太宗過世，一直未能提出。[42]
李燾是在真宗即位之初，錢若水罷知樞密院事之後，加上了這段記載，主要描述錢若水的風骨，也反映太宗對待大臣的態度。太宗的態度固然來自他的性格，然亦出於他的學養，特別是他喜讀史書，應該會把他的讀史心得表現在實際政事的處理上。太宗對待大臣的態度，見於記載，可知流傳於士人之口，而為人所熟知。我們不論李燾記於太宗死後，是否具有總論太宗之意，但傳達讀書人的普遍觀感，應屬無疑。張詠說：「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43]我們若以張詠的標準加以衡量，宋太宗儘管讀書勤奮，但在有識見的士人眼中，他的為政表現，其去人們心中的「治世」，仍有一段並不很短的距離，這是需要後人繼續努力前進的。
我們可以說，雖然太祖、太宗對學問的理解尚屬浮薄，但他們重視讀書的態度却為後來的朝廷政治、社會文化指出了方向，也開闢了道路。
小 結
第一、大變動的時代，萌現的新事物中，往往有其舊因素。任何創新的事物，必有其淵源、來歷，加以追究梳理，可以看到若干明確的連繫，可使因果解釋的網更趨細密。我們解說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有些重要概念已經掌握，並且清楚陳述，取得共識，成為堅實的歷史知識；或許仍有可待補充的細節，若從舊因素中尋覓，應可有所發現。
第二、研究材料的蒐集與運用，與其只重數量，毋寧稍重品質。前輩學者告誡初學，對於材料，要「竭澤而漁」，盡可能地掌握，進而運用；這當然是研究歷史的基本態度，不容懷疑。但若全面掌握材料，只是蒐集齊備，既多且全；運用材料，只是表面解讀，泛泛而談，所得必將有限。相對而言，材料蒐集不全面，却能就其所採之材料，陳述其時之氛圍、心態，人物之思想、情感，其解釋效果應該勝過前者。當然，量、質兼重，最為理想。
第三、讀書很重要，讀書可以增進知識，也可以陶冶身心。一個重視讀書，具有閱讀風氣的社會，利於培育優質公民；一個國民不閱讀的國家，沒有前途可言。讀書之中，向古人學習，十分要緊。二十世紀初，有人說：「雖然人類生活表面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類內心世界的變化却很小，而且人類的經驗是我們永遠也無法學完的一門課程。」[44]今天看來，依然有理。我們閱讀五代、宋初歷史，觀看變動時代中人們的處境與因應，提供我們許多有價值的參考。特別是讀到為史家所推崇，令我們很欽佩的人物言行，諸如好學、讀書等，稍加體會，有所感動，學習、仿傚之念，油然而生，正是可以得到切身的好處。
本文已刊於劉翠溶主編：《中國歷史的再思考----許倬雲院士八十五歲祝壽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7月），頁243—257。
[1]〔宋〕歐陽脩，《新五代史》（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卷34，頁369。
[2]〔宋〕歐陽脩，《新五代史．梁家人傳文惠皇后王氏》，卷13，頁128。引文之後又言：「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得如先人也。』」
[4]〔宋〕歐陽脩，《新五代史．敬翔傳》，卷21，頁208。
[5]〔宋〕歐陽脩，《新五代史．本紀第五》，卷5，頁41。
[6]〔宋〕歐陽脩，《新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傳秦王從榮》，卷15，頁163。
[7]〔宋〕歐陽脩，《新五代史．晉本紀第九》，卷9，頁89。
[8]亦見《新五代史．周世宗本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頁126。
[9]關於元稹〈均田表〉，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一冊，頁232，有所解說，其結語：「這就成為元稹的著名政績。」可以參看。
[10]亦見於〔宋〕薛居正，《舊五代史．李愚傳》（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送67，頁894。〔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的另一個例子見於於卷289，漢隠帝乾祐三年。「宮中數有怪，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為脩德？』延乂對曰：『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頁9425。
[11]張昭遠，學識淵博，而且聚書甚豐，其墓誌銘中記有：「府君博覽群書，富於詞藻，器量宏廓，不拘小節。至於周文、漢史、道書、釋典、天文、地里、律曆、醫牒、惣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二卷，聚於私家；張茂先三十車，不相上下矣。」五代之時，動亂不已，亦有這樣的人物、事跡，最值得記述。此一墓誌銘，係2014年8月，參加宋史研究年會時，承李偉國先生告知，並慨然贈予該墓誌銘之照片，謹致謝忱。
[12]〔宋〕歐陽脩，《新五代史》，卷23，頁243。
[13]〔宋〕歐陽脩，《新五代史》，卷25，頁269。〔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史匡翰傳》，卷88，記有：「匡翰剛毅有謀略，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尤好《春秋三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於隠奧，流輩或戲為「史三傳」。頁1151。
[14]〔宋〕歐陽脩，《新五代史》，卷26，頁279。
[15]〔宋〕歐陽脩，《新五代史》，卷33，頁359。〔宋〕薛居正，《舊五代史．王思同傳》記有：「思同好文士，無賢不消，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卷65，頁869。
[16]〔宋〕歐陽脩，《新五代史》，卷39，頁416。〔宋〕薛居正，《舊五代史．羅紹威傳》記有：「紹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攻筆札，曉音律。性復精悍明敏，服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數萬送，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與寶佐賦詩，頗有情致。」卷14，頁191。
[17]〔宋〕歐陽脩，《新五代史》，卷41，頁447。
[18]〔宋〕歐陽脩，《新五代史》，卷42，頁453。
[19]例如：羅紹威，「紹威嘗有公讌詩云：『簾前淡泊雲頭日，座上蕭騷雨脚風。』雖深於詩者，亦所歎伏。」〔宋〕薛居正，《舊五代史．羅紹威傳》，卷14，頁191。
[20]陳登原，《國史舊聞》（台北：明文書局，1984），第一分冊，第一五七條，「收遺書」，錄彭大翼《山堂肆考、《後唐史》、馬令《南唐書》所記，案語曰：「即在五代亂離之候，收書之事，亦所經見」，頁368。
[21]〔宋〕歐陽脩，《新五代史》，卷46，頁516。
[24]〔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1，頁6708。
[25]〔明〕王夫之，《讀通鑑論》（北京：中華書局），卷22，頁759。
[26]〔宋〕柳開，《河東集》（臺灣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李守節忠孝論〉，頁7。
[27]〔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卷7，頁171。
[28]〔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9，頁201。
[29]〔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頁62。
[30]新加的是漢灌嬰、後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晉王渾、周訪、宋沈慶之、後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後周李弼、唐秦叔寶、張公謹、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梁葛從周、後唐周德威、符存審等二十三人。退出的是魏吳起、齊孫臏、趙廉頗、漢韓信、周亞夫、後漢段紀明、魏鄧艾、晉陶侃、蜀關羽、張飛、晉杜元凱、北齊慕容紹宗、梁王曾辯、陳吳明徹、隋楊素、賀若弼、史萬歲、唐李光弼、王孝傑、張齊丘、郭元振等二十二人。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頁91-92。
[31]〔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頁91-92。
[32]〔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7，頁172。
[33]〔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4，頁302。
[34]〔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6，頁337。
[35]〔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4，頁562。
[36]〔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5，頁588。
[37]〔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9，頁650。
[41]〔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98，頁9247。
[42]〔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1，頁868。
[43]〔宋〕張詠，《乖崖集》（臺灣商務，文淵閣四庫全書版），卷12，〈語錄〉，頁1。
[44]依迪絲．漢密爾頓著，葛海濱譯，《希腊精神----西方文明的源泉》（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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