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讀《通鑑》，經常讀到君主與大臣談話，氣氛很好，史書的記載却極簡要，只寫了「與語，大悅」之類的幾個字。他們談些什麼？幾乎空白。這時，我們知道君主對這次談話很高興，就夠了嗎？顯然是不夠的，我們要想多知道一些談話的內容，但史無記載，如何可知呢？只有發揮我們的想像力了。歷史的想像與文學不同，基本上不可憑空猜想，向壁虛構，還是要有所依憑，儘管只是間接的證據，也是不可或缺。
隋文帝楊堅，開國未久，很重視地方吏治，經常與這些官員們談話，具體內容史書也多付之闕如。我們讀到這裡，只能發揮想像力了。《通鑑》卷157，陳宣帝太康13年（西元581年），記文帝褒揚地方官梁彥光、樊叔略與房恭懿的卓越表現，胡三省在這幾段記載之後，寫下了一條注語：「樊叔略、房恭懿之被褒擢，非必是年事。《通鑑》因梁彥光事，悉書於此，可見開皇之治，以賞良吏而成。」指出了這幾段記載應非同屬一年，但有其相同的意義。
我們先看梁彥光的事跡。梁彥光在岐州（今陝西鳳翔附近）担任刺史，表現很好，百姓懷惠。隋文帝下詔褒獎，又賜以帛、繖，通令天下地方官吏向他學習。後來，把他調到相州（今河北臨漳附近）担任刺史。岐州人民樸質守法，風俗敦厚，梁彥光只是關心，不需有所作為，每年的賦稅收入，上繳國庫，都是成績最好，天下第一。相州這個地方，昔日是北齊國都所在的鄴，齊亡之後，上層人士大多遷至關中，城外經營工商與吹奏音樂的小民，遷入城內。這些人行為隨便，不守規矩，動不動就到官府提告，打官司成了風氣。他們看到新來的刺史，白白胖胖，和和氣氣，無所作為，很好欺負，給他取了一個外號：「戴帽麻薯（著帽餳）」。文帝聽說了，很不高興，就免了梁彥光的官。一年多之後，調他到趙州（今河北趙縣附近），担任刺史。梁彥光向文帝請求調回相州，文帝答應了。梁彥光到了相州，地方上的那些頑劣豪強，聽說戴帽麻薯又來了，都大笑不已。梁彥光到了，好像得到神明的幫助，把地方上頑劣份子都依其罪狀，加以逮捕，關入獄中；剰下的壞份子，不是躲起來，就是逃走了。於是，地方平靜了，百姓過著安定的生活。梁彥光就在每一個鄉設立學校，敦請有學問的老師前來授課，他自己有空就到學校視察，看看學生的學習情況，考考學生的學習成果，成績好的給予褒獎，成績不好的勒令退學。畢業的優秀學生，他就薦舉為秀才，送到京師任職。他親自到郊外送行，設宴餞別，並賜予錢物。於是，鄉里之人，努力向學，地方風氣，為之一變，百姓生活安定和諧，就沒有人再打官司了。
我們讀這段記載，感到叙事的關鍵之處，非但語焉不詳，甚至全無提及。那就是梁彥光向文帝請求調回相州，文帝答應。文帝為什麼答應？史書雖無記載，但我們不能不問：君臣對話內容為何。我們只能啟動想像力，彷彿到了隋朝朝廷觀看一番。隋文帝看到梁彥光拒赴趙州，仍回相州的請求，露出了不悅的表情；但想到梁彥光昔日在岐州的治績，也不能立即駁斥，不妨召見談談。文帝問：「相州的人瞧不起你，為什麼執意要回相州？」梁彥光答：「相州的百姓與岐州無異，都是陛下的好子民，只是一些市井無賴，為非作歹，臣還不及懲治，就遭黜免。」文帝聽了，說：「噢，你也知道你被免官的問題出在哪裡？」答：「當然知道。」問：「你現在有什麼想法呢？不妨說來聽聽。」答：「其實臣在相州的時候，已經着手調查地方上橫行不法的這些人，也有了初步的名單與他們的惡跡，只是不夠全面，不宜動手，就遭到撤職。」問：「你為什麼當時不說，朕知道了，就會讓你繼續做下去。」答：「詔令已頒，不能追回。再說，朝廷人多口雜，一些必須守密的事，不宜公開陳述，臣也就閉嘴不說了。但是這段時間，臣還在設法調查，今天我掌握的情資，比一年前更加完備，如果到了相州，就能立即行動，打擊不法。」文帝一聽，大感意外，說：「那很好啊！朕最討厭地方上的豪猾莠民，弄得民不安居，能夠一網打盡，太好了。就派你赴任吧。」答：「謝皇恩。但是臣還有進一步的做法，也想稟報，請求恩准。」「你就說吧。」「等到地方平靜了，百姓生活安定了，臣想在每一個鄉設立學校，請一些有學問的老師來任教，臣有時間也去看看，親自督導。如果培育出優秀人才，就保薦朝廷，為陛下效力。」「好啊！辦學校，會有什麼好結果，朕不大相信；但是你向朝廷保薦好人才，朕很歡喜，一定任用。就這麼說定了，你就準備赴任吧。」
您看了，就說，這不過是把梁彥光到相州打擊劣豪，設立學校，保薦秀才的事跡，用問答方式重寫一遍嗎？是的。這也是為什麼史家不會將它寫下的主要原因，不可重複，是叙事的重要原則；既記其實施情況，則不再交代事前的問答。其中只有隋文帝對設學校一事，採用「文帝素不悅學」的記載，略作推測而已。因此，我們可以說，前面所記君臣談話，應該是有跡可循，也可以說是有其依據了。
樊叔略事跡《通鑑》中只有一行：「有異政，帝以璽書褒美，班示天下，并徵司農。」過於簡略，似可不談。
房恭懿任新豐令，也就是京兆尹下的新豐縣令。治績為「三輔」，即京兆、馮翊、扶風三地之冠，文帝賜以粟帛。陝西的縣令謁見，文帝見到房恭懿，就把他叫到榻前，問他治理百姓的方法。此後屢有升遷。在德州（古齊地，屬平原郡）司馬任內，為政也是天下第一。文帝對各州派來朝廷的使者說：「房恭懿一心一意為國效力，努力照顧地方百姓，這是上天祖宗對我們的庇祐。朕如果對他不加獎賞，上天祖宗必定不高興，一定責罰朕。你們要以他為榜樣，好好學他。（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當責我。卿等宜師範之。）」《通鑑》接著寫道：因此，地方州縣官吏大都做得不錯，百姓也就過著富裕的好日子。（由是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這裡也有一個「失去的環節」，您注意到了嗎？對的，文帝問房懿治理百姓的方法，我們沒有看到房恭懿的回答，以及此後可能的對話。所以，房恭懿為什麼成為地方官吏學習的典範，也就失去了應有的說明；地方官吏以他為師，向他學習，重點何在，同樣欠缺應有的交代。我們不妨運用想像力，補上那失去的環節。
文帝問：「你治理地方，頗有成效，說說你用的方法，讓大家也學學。」房恭懿答：「治理地方，首先要有愛民之心。有了愛民之心，才會處處為百姓著想。特別是生活艱苦的百姓，更需要我們做官的同情照顧。我們要看到他們的困難，儘量設法幫他們解決問題。」文帝說：「講得很好，官吏要愛民，實際上如何做呢？你也說說吧。」答：「民以食為天，以衣為地，衣食不周，不能立於天地。所以，首先要想到百姓的生計，他們活不下來怎麼辦？官員就要運用手上的資源，盡力幫助，就是用到自己的資產，也不要吝惜，這是人命關天的頭等大事。」文帝：「說得對！路有餓莩，官員之恥，朝廷之羞。還有別的事嗎？」「當然有。照顧百姓的健康，也是地方官必需負起的責任。因之，百姓生病了，需要醫藥治療，地方上一定要有醫生，也要儲備藥材，供病患治療的需求。」「嗯，不錯，還有嗎？」「有的。地方官員要有憂患意識，要未雨綢繆，做好防範災荒的儲備工作。」「對的，應該建立糧倉，以備不時之需。你處處想到百姓，百姓也就報答你，讓你的治績天下第一，是這樣嗎？」「臣只是盡一已之力，做好該做的事而已。若說臣有什麼特長，那就是時時以百姓為念，照顧愛護，如此而已。」「你的話，讓朕頗為感動，如果天下的官吏都如你一樣有著照顧愛䕶百姓的心，天下必然大治。」
您看到，這裡述及文帝與房恭懿之間的談話，其依據與梁彥光不同，不再是把實施的內容用問答方式描述。那麼，依據何在呢？我們在文帝說的話中，讀到一個關鍵字，即「愛養我民」的「愛」字，不妨依之作點文章，加以發揮，以愛民之心來解釋。至於實際做法，《通鑑》雖無記載，但在《隋書．循吏傳．房恭懿》中，述及：房恭懿治績為三輔之首，文帝予以嘉獎，賜了絹帛四百段，房恭懿就把所賜給了窮乏之人。沒多久，文帝再賜米三百石，房恭懿又拿來周濟貧困。文帝聽說了，下令制止。接著，就記了文帝把他叫到榻前詢問治民之術這件事。所以，我們所想像談話中的第一件重要作為，不是一無依憑。
第二件事，即照顧病患，請醫生，購藥物等，我們未見直接證據；然而，同樣列入《隋書．循吏傳》中的辛公義，其作為可以參照。《通鑑》開皇九年（西元589年）記有：辛公義至岷州（今甘肅省南部）任刺史，岷州此地風俗，一有疫病，患者就遭家人拋棄，病人多死。辛公義把被棄的病人接到公府，人多的時候，廳堂、走廊都住滿了。辛公義白天夜裡都不離此處，用自己的俸祿請醫生，買藥品，予以診治。病人痊癒，叫家人接回，告以生死有命，不相傳染，如果傳染，我早死了。此後，人們一旦得病，就想去刺史那裡，家人不肯，一定要留下，家人之間，慈愛為懷，社會風氣，因之大變。《通鑑》所記，應該是地方長官照顧病患的一個例子，用於房恭懿的身上，不無可能。
關於儲糧積榖，隋初情況如何，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有所述及，十分精要，援引於下：「水旱災害，歷年常有，貧民死亡流散，常是社會不安的一個重要原因。隋文帝置倉積榖，預防荒年，收效甚大。倉有兩種，一類是官倉，一類是義倉。官倉積儲租米，供朝廷使用。隋文帝都長安，關中產糧不能供給京城的消費。漕運又有砥柱（河南陝縣三門峽）的險阻，一遇荒年，軍民便無法得食。五八三年，在衛州置黎陽倉（在河南濬縣大伾山北麓），在陝州置常平倉，在華州置廣通倉。三倉逐次轉運，供京城食糧。隋文帝在一個荒年裏，發廣通倉粟三百萬石賑濟關中饑民。此後，連年有災，倉榖也無法應急。五九四年，他只好率領饑民到洛陽就食，因為洛陽有充足的糧食。」（第三編，頁25-26。）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樣的背景下，地方長官提出建倉積榖，以備荒年的想法，得到文帝的讚賞，應是合理的推測。
胡三省說：「開皇之治，以賞良吏而成。」我們進一步追究何以君主賞良吏可以締造治世，即以隋文帝與地方循吏的談話互動，稍加歸納，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語：吏有愛民之心，民受其惠；君重愛民之吏，天下大治。
201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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