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的裴松之注，是與《文選》李善注，《水經》酈道元注，並稱的名注。加上其後胡三省的《資治通鑑》注，有人稱之為四大名注。裴松之注《三國志》有其特點，主要在於記載了陳壽著《三國志》未曾選用的資料，裴注字數超過陳著數倍之多；可知收集了大量史料，豐富了我們對於三國時代的認識。
三國繼承漢末，天下動盪，爭戰不已，並未具備文教昌明的有利條件，但另一方面，兩漢文化發展至此，盡有許多精彩表現見於記載，我們不妨稍作檢選，僅就中原情況，約略一談。
能臣梟雄，文采風流
三國舞台第一主角，非曹操莫屬。曹操初次現身，雖未讓人眼睛一亮，有識之士却能見到他的不凡，認為是足以安定天下的大人物。裴注引用孫盛《異同雜語》作注，記曰：曹操博覽群書，特別喜好兵法，抄了各家兵法，稱之為《接要》，又為《孫子十三篇》作注。這些著作都流傳於世，曹操曾問許子將：「我是怎樣的人？」許子將不答，曹操追問再三，許子將說：「你是治世的能臣，亂世的梟雄。」他聽了大笑。這十個字見於裴注，流傳後世。但是，曹操之有能力，是他在學問上下了工夫，他既博覽群書，又用功於兵學。
曹操善於用兵，每多克捷；又選拔人才，知人善任。裴注所引《魏書》之中，頗多述及。然最有特色的一段應是：「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讀到這裡，讓我們不由自主吟起「當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的曹公名篇。雖在動亂之世，仍見詩酒風流，濃郁的文化氣息，瀰漫左右。
荀彧進言，曹操采納
曹操的事功，絕非一人之力所能建立，輔佐賢臣，必有貢獻，最為重要的人物，當為荀彧。裴松之所引《荀彧別傳》中，記有荀彧對曹操講的一段話：「漢高祖劉邦打天下時，任用能夠治理百姓的人，叔孫通在兵戈之時，傳習禮儀。光武帝時，放下兵戈，講學論藝，人們努力進修，以期達於君子。今天，您外有武功，內興文學，使天下無戰事，大道可流行，亂事方才弭定，六經就能實施，功業可與周公安定天下相比擬。立德立功之後，又應立言。秉承孔子述作之意，見於當時制度，揚名於後代時日，是我們應該努力以赴的。實際作法，邀集天下通才大儒，研究六經，整理傳記，今文古文之學並存，刪去煩言贅詞，還要昌明禮學，使得教化大行。荀彧與曹操論治天下之道，大多是這類言辭，曹操都稱許接納。」
兩軍對陣，克敵致勝，固然重要；未雨綢繆，安定天下，更為重要。至於造福百姓，提倡文教，則為善治國者，須臾不可或忘的要務。
地方儒者，教書育人
裴注記載地方文教情況，事迹頗多。足見當時士人研讀經籍之餘，致力教育事業，化民成俗之功，屢見記載。
《三國志》記管寧、邴原與王烈，遊學異地。天下大亂，管寧赴遼東依公孫度，不住公孫度提供的館舍，在山谷建室而居。裴注引《傅子》：管寧見公孫度，只是談論經典學問，不言及當世政事。前來遼東避難者，很多在他住處附近落脚，很快就住了不少人。管寧講述《詩經》、《尚書》，陳設禮器，不是前來問學的，都不接見，地方風俗因之淳良，公孫度對他很放心。他見邴原好論政事，公孫度不無猜忌，就要邴原回到中原。
裴注又採《先賢行傳》記述王烈的事蹟。王烈頗有見識，明白道理，身體力行。以潁川陳寔（字仲弓，曾任太丘縣令。）為師，陳寔二子陳紀、陳諶為友。當時，向陳寔問學的，還有荀爽（字慈明）、賈彪（字偉節）、李膺（字仲禮）、韓融（字元長）。陳寔見到王烈作為表現高於他人，對他特別器重，於是王烈海內知名。他求學有得，回到家鄉，遇到饑饉，將自己有限的糧食，分給族人。於是家族稱贊他大孝，鄉里也充滿人間愛心。他平日研讀典籍，盡力推廣，修建學校，教授生徒，教導主旨在於講述道理，使人趨善遠惡。學生浸潤其間，逐漸才德兼備，容貌氣度，受人矚目，行走市井，異於常人。於是，形成風氣，競相為善。王烈作為，只是一個例子。士人研讀典籍，教書育人，亂世之中，人們仍然競相為善，應是此時所在多有的普遍現象。
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拜師之後，如何學習？當然沒有現代人們所著重的學習方法，諸如：提出問題，引導思考，尋找證據，仔細推論等等，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我們在裴注中看到一個頗為極端，但也頗為著名的事例，不妨一談。
董遇，魏明帝時，作到大司農，也為若干經傳作注。裴注引《魏略》記載，董遇是一個木訥但好學的人，天下大亂時，在荒地採些野穗果菜，販賣度日。這時，他隨身帶著經書，只要有空，就展卷研讀。漢獻帝建安初年，天下稍稍安定，地方舉他為孝廉，當時朝政握於曹操，他為獻帝講述經義，頗受敬重。後來也在曹操身旁，備位顧問。董遇讀《老子》很有心得，為之作注。又以朱墨之筆，為《左傳》作出別異。有人要跟他研習，他不肯教，只是說：「把書讀上一百遍，自然明瞭書中義理（讀書百遍而義自現）。」學生說，平日工作之外，又為生活忙碌，那有時間讀一百遍？他說，你要善於利用工作、生活之外，三種多餘的時間。學生再問：那三種？他說：「冬天是一年之餘，夜間是一日之餘，雨天是一天之餘。」於是，「百遍」與「三餘」就成了很有特色的讀書方法。當然，我們也不能作刻板的解讀，不妨視之為讀書要自己下工夫，要多讀熟讀，加上用心思考，就會明白書中義理。工作、生活當然重要，但仍有可以利用的閒暇時間，必須切實把握，不能虛擲。然而，董遇的方法，當時顯然不被採納。《魏略》曰：「由是少從遇學，無傳朱墨者。」但是，這種偏於自學的讀書方法，千百年來，已為人們所熟知，身體力行者必有其人，董遇所言，有其貢獻，不應忽略。
學問傳承，必須重視
隗禧，少好學，天下大亂，他和董遇一樣，野穗果菜，挑擔販賣。餘日在家則努力讀書，後來也在朝廷作官。告老還家，前來問學的人很多。他既通明經學，又善於星相，常仰望天文，嘆息天下兵革未了。魚豢要向他學《左傳》，他說：「要知幽微道理，莫如《易》；要知人倫綱紀，莫如《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如《詩》；《左傳》是本相砍書，不值得下工夫。」可知時人苦於天下久亂，爭戰不已，連帶對《左傳》也有微辭。魚豢因而問《詩》，隗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經義，不需拿書，隨口暢論。他也寫了經解數十萬言，惜未能面世。
樂詳少時好學，聽說謝該精於《左傳》，徒步前往，拜師學習，問詢要義，撰有《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撰畢歸鄉，回到南陽。太守杜畿也很好學，請樂詳開館授徒，來學者甚眾，當地儒學大興。魏國初年，徵為博士。當時太學初建，博士水準不佳，甚至不能授課，只有樂詳講述五經，詳加解說。同時，他又善於天文推步，與太史共同擬定律曆。他的學問很好，無意作官，從未出任地方長官。
裴注引《魏略》記載人物甚多，董遇、隗禧、樂詳，僅其中三人而已。魚豢說明他寫這些人物的緣由：「學問之於每一個人，就如藍色染料印在素色布上。孔子說：『我不是生來就知道（吾非生而知之者）。』況且一般人呢。為什麼有人不重視學問呢？必然是有人說，就是背誦《詩》三百篇，也不能辦好外交的任務。這是指本身能力低淺的人，而不是指智力中等以上，有一定才能，再加上學習所得，具有文采的人。我舉出了許多賢能之士，都是我所熟識，據實寫出，並未誇耀。由於他們好學不懈，上為帝王所器重，下為國家好學者，都是由於他們學識淵博。從這裡看來，怎能不重視學問的傳承呢？」我們只見到董遇、隗禧、樂詳三人，裴注中引及的，還有賈洪、薛夏、邯鄲淳、蘇林，此處就不再摘述了。
鍾會學習，特殊案例
最後，讓我們來看一個頗為特殊的學習案例，就是鍾會年少時的學習過程。鍾會無疑是一個少見的天才，母親如何帶他讀書，裴注從他母親的傳記中，摘錄下來。夫人性嚴肅，長於教學，會年紀很小，就親自教導。四歲讀《孝經》，七歲背《論語》，十歲讀《尚書》，十一歲讀《周禮》、《禮記》，十四歲讀成侯《易記》，十五歲入太學，探詢各方奇文異說。她對會說：學得浮泛，就會厭倦，厭倦就不想學，我怕你厭倦，親自教導。從今以後，你可以獨立學習。夫人特別喜歡《易》與《老子》，每次讀到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就要兒子反覆體會，說《易》三百爻，孔子特說此爻，強調謙恭、謹慎、專心，重要的事，要切實掌握，也就能夠步步升遷，依循這條道路，就可以成為君子。
我們知道，鍾會的下場至為不堪。朝廷因蜀漢姜維不斷騷擾邊地，主政的司馬師決定伐蜀，以鍾會為主帥，統領大軍。會心有異圖，以為手握重兵，足可自立稱帝，不聽朝命。但因朝廷應付得宜，會迅速敗亡，死時年僅四十。鍾會極其聰明，讀書作文，輕易應付，均有可觀。但母親一再訓誨的君子之道，並未根植於心。讀書只求表面理解，藉以炫耀才智，終是歧路亡羊，不值歎惜。
陳壽在《三國志．鍾會傳》的「評曰」指出：鍾會學問很好，謀畫策略十分高明，名聲顯赫，但是他的野心太大，志向又很迂腐，不考慮必將惹及大禍，終於遭致滅亡。裴注未見「臣松之曰」，未作評論。再者，《三國志．鍾會傳》最後提及他成年時即與王弼齊名，王弼好論儒道，論述精闢，注《易》與《老子》，裴注引何劭所撰王弼傳，摘要說明王弼思想特色，並與何晏等人的論辯要點，標示玄學的興起。
讀書求知，目的何在
三國時代，中原政權本身有欠安定，吳、蜀儘管力量有限，終是外敵，必須應付，顯然不是承平時代。士人處境艱困，仍然盡力向學，負販之餘，稍有閒暇，展卷讀書，已是常見畫面。家世優渥，聰明勤奮的子弟，只要學問優長，出仕作官，多獲重用。前人的文化遺產，未因戰爭動亂，受到摧殘，反而由於好學之士，讀書求知形成風氣，非但兩漢經學得以延續，《易》與《老子》的探究發揚，文化內容更為豐富。
士人讀書，所求為何？鍾會母親督子讀書，無非是體會君子之道，進德修業，為國為民。無奈鍾會天資甚高，讀書撰文，至為容易，名聲鵲起，貪念萌生，雖然顯赫一時，終必遭致敗亡。可知研讀經史，首要在於明白道理，繼之身體力行，服務社稷，方是正途。《三國志》裴注，羅列斑斑事蹟，讀史者應能以往事為鑑，於進退出處之際，知所取捨。
2014年12月1日
